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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黑磚窯事件日前告一段落，近百名瀆職或提供保護傘的官員受到了懲處。昨天，山西省高法舉行新聞發布會，據介紹，被告人衡庭漢被判處無期徒刑，打手趙延兵被判處死刑。
無疑，這一結果顯示了有關方面徹查黑磚窯事件的決心和力度，令人欣慰。不過，我們也感到了一些缺憾。對這些官員的懲處，雖然已經適用了現有黨紀國法，但鑒于黑磚窯違法行為曾經長期地、較為廣泛地存在過，受害者以及普通民眾受創的社會心理，還很難隨著個案的迅速查處而迅速獲得平衡。
目前，對“黑磚窯案”官員群體的處罰多為黨紀政紀處分，撤職的多為縣處級的副職官員，受懲處官員范圍和級別之間的關系呈現出扁平化形態。除少數官員可能涉及參與黑磚窯經營或提供保護傘外，絕大多數官員的受懲情節體現為瀆職或失察。對他們，現有的懲處已足夠嚴厲，至少絕非走過場。由于黑磚窯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原始形態，它牽涉的官員的級別和牽涉的形態呈現扁平狀態也是必然的。
但是在這個扁平狀態的另一面，是立體化的社會成本。黑磚窯事件是一起發生在一些偏遠地區的非法用工事件，但它肆意踐踏基本人權、違反社會文明準則的惡劣性質，嚴重傷害了包括窯工群體在內的整個社會的心理、心靈，嚴重損害了政府形象和社會和諧，導致的社會成本早已超出黑磚窯事件的具體形態。通過相應的懲處來抵消社會心理成本，是成本補償的途徑之一，人們對嚴厲懲處相關官員難免有所期待。
我國《刑法》中有瀆職罪的相關條文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黑磚窯事件應該算是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但是在該事件中，由于瀆職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公眾受損的利益又更多是抽象利益，大面積適用這一法律條文顯然不現實。黨紀政紀體系內的處分，落實到具體條文和處理措施，又難以補償黑磚窯事件中公眾的心理傷害和國家的形象傷害。設想在眼下的懲處力度上提高官員層級，加重處罰標準，則可能帶來超出補償效應的行政成本。在當地基層普遍性瀆職的背景下，諸如各級政府或部門負責人“引咎辭職”的類似體制設計，也缺乏效果而不切實用。
一邊是近于抽象的社會心理損害和形象損失，一邊是具體的瀆職行為及針對性法律紀律條文，黑磚窯事件的事后懲處和事發時公眾義憤之間很可能形成落差，懲處本身能否補償全部社會成本，成為事件妥善處理的一個關鍵。
其實，形成這種落差并非始自黑磚窯事件，而肇源于當地行政與社會生活中長期的失衡狀態，有關行政機關的瀆職，正是由于它在當地社會生活結構中缺乏有效制約。這樣的結構失衡，改變了公眾心靈、社會和諧成本與行政成本、官員個人利害成本的價值對比，使得行政成本以及對行政機構與官員懲處的成本加大，公眾心靈和社會和諧則很容易受到漠視，形成行政部門的日常“冷漠”狀態。公眾心靈和社會和諧在遭遇損害之后，可能在短期內難以獲致平衡。
所以，從長期來看，比懲處更重要的，是改善當地行政社會生活的失衡狀態，讓行政機構處于其他社會力量的監督與制約中，使失衡的社會價值體系漸漸恢復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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