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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點幫扶人均實際收入低于城鄉低保標準120%的家庭和學生，以及家庭成員患大病或遭遇意外，實際生活支出低于低保標準的家庭，6月，山東威海市發起“慈善月”活動，短短10天，募捐現金近2000萬元，企業認捐基金超過10億元。
但在這創紀錄的募捐成績背后，則是當地政府的強力推動———該市以行政方式層層推進募捐行動，各單位募捐成績被納入績效考核，一些官員更是把募捐當作“政治任務”逐級下達。
只要還有一些在病患、貧窮之中掙扎的家庭，社會也就從來不曾停止對愛心、責任等慈善資源的期待。或許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應當對威海“慈善月”活動，給予一定程度的善意理解。但盡管這樣，依然不得不回答一個問題：是不是在初衷良好之下，當地政府就可以通過強捐，來達到善行之目的？
從威海市的募捐資金總量看，如果是善心，則表明善心之廣大，而如果是負擔，卻也表明負擔之沉重。關鍵在于，當“政治任務”取代了“自愿捐贈”的原則，當更多普通民眾陷入“沉重的善心負擔”之時，已很難將它與慈善勸募的規則等同，也就很難把這一“慈善月”活動，僅僅視為美好而良性的善舉。這時，數額巨大的募捐金額，便少了善心的顯現，而多了公權意志的展示。
更重要的是，當人們試圖以初衷良好理解威海此舉時，又再次發現，它甚至也失去了理由的正當性。就威海所要通過捐款重點幫扶的兩類人群來看，它也不是必須由民眾承擔的愛心負擔，恰恰是政府公共財政必須保障低收入群體的義務。以“人均實際收入低于城鄉低保標準120%的家庭及其學生”而言，很明顯，既然有“城鄉低保標準”，就應有政府財政預算，何以還會有“低于城鄉低保標準120%的家庭”？政府財政來自納稅人所繳納的稅收，也必須用于對納稅人權利的保障。為何還要在稅款之外，又以慈善之名，將手伸進納稅人的腰包？
初衷是否良好，不能成為政府行為的惟一評判標準。在這個前提下，再來看威海市的“強捐”行為，發現它其實陷入了長期以來很多地方政府沒有解決好的“政府做慈善”的觀念。這也正是威海市民政局局長趙香春所認為的，在慈善文化還不厚實，慈善組織運行還不成熟的情況下，離開政府很難開展募捐。但這恰恰是慈善的誤區，甚至也是中國慈善事業不發達的誤區所在。
社會保障是政府的義務，慈善則是基于公民自愿原則的事業，二者各有其運作規范。社會保障資金不足，政府可以通過壓縮行政等其他開支，甚至通過申請上級的財政轉移支付來實現，但不可以慈善為名再從納稅人那里集資。
慈善事業與政府部門的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并不完全一致。在社會服務領域，政府所負責的是社會福利事業，慈善事業則專指私人或社會團體的救助活動。對慈善事業，政府所要做的不是身先士卒地成為“勸募者”，而是建立與慈善相關的政策法規，真正成為守夜人。
愛心也需要制度激勵。但是，相關慈善法規的不健全，給慈善機構的培育發展造成了障礙，而地方政府的“強捐”行為，又會擠壓慈善機構的生存空間，并對民眾的善心予以畸形開發。在這種情形下，“慈善文化還不厚實”的現狀也就難以改觀。如何守住權力與權利的界線，仍是包括慈善事業在內的社會服務，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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