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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3-20 作者：東方愚 來源:廣州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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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問題在于，民企主動向外資伸出橄欖枝，可能是不得已情形下的理性選擇。有數據表明，從2002年到2006年，我國民企的平均利潤率逐年下降；在目前的金融體制下，貸款期限最長一年的限制讓民企舉步維艱。
外資并購就像股市游戲。權重股拉升股指背后，可能是中小個股的慘跌；軍工、工程機械等領域重頭企業抵御外資并購成功的同時，可能是大批中小民企被吞噬的窘境，更何況如今許多民企翹首企盼、喜“出”望“外”——“出”即出讓自己的股權，“外”即外資。
不少人覺得徐工與凱雷于3月16日簽訂的一紙協議讓人“揚眉吐氣”——凱雷作出讓步，控股45%，徐工獲得控股權。同時隨著外資并購新審查文件（商務部外資司司長李志群語）和2007年版《外商投資指導目錄》的出爐，他們認為，種種跡象表明，我國針對外資并購的政策正在收緊，姿態愈加嚴厲。
這種判斷雖無大礙但瑕疵卻不少。一是個案并不能代表全部。二是地方政府在外資并購上的態度，未必與中央政府或部委相吻合；三是引起爭論的外資并購案件大都是大型國企在唱獨角戲，中小民企的復雜生態往往被忽略。
以浙江省為例。去年蘇泊爾并購案發生時，浙江政府方面高度關注，省發改委早先曾在經濟形勢報告中對外資并購發出預警。然而在今年“兩會”期間，浙江省副省長金德水卻表示，“外資并購屬市場行為，浙江政府不會加以干預”。這種措辭上的微妙轉變，讓人很難不為廣大中小民企的命運表示一絲擔憂。
所謂擔憂，并不是指抱著民企的大腿，死活不建議它跟著外資走，而是說一些抱著投機或贖身意圖的民企，急匆匆賣于外資，機會成本未免過于高昂。
然而現在的問題恰恰在于，民企主動向外資伸出橄欖枝，可能是不得已情形下的理性選擇。有數據表明，從2002年到2006年，我國民企的平均利潤率逐年下降，虧損企業連年攀升。特別是資源性產品價格上漲時，國企利潤率上升，而民企往往不敢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利潤率接連下降。融資方面，在目前的金融體制下，信譽好的企業貸款期限最長一年，而一年時間很難建一家工廠、一套設備，于是我們看到，一邊是不斷有民企被扣上“非法集資”的罪名，一邊是民營銀行等金融工程建設步履艱難。
所以現在出現了全民“喜出”的情形，企業在政府的鼓勵下連搖帶晃就要去開拓海外市場，或是把自己的股份義無反顧地拱手低價賣給外資，而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無疑扮演著推手的角色。比如浙江副省長金德水表示不干擾外資并購的同時，再次鼓勵企業走出去；再如隨著廣東佛山政府日前發令“鼓勵民企對接外資”，并對進入外企產業鏈、供應鏈的民企給予“專項支持”。
鼓勵走出去而不聞不問采取何種方式，不管控制權落誰手只要能與外資對接就加以推崇，其結果是，注重短期效益的中小民企樂此不疲于選擇合資甚至賣身于外資，就像向酒商帝亞吉歐出售43%的四川全興集團高管接受媒體采訪時反問記者：“白酒是完全競爭行業，出口要征高稅，到了國外價格高得驚人，而合資后能得到退稅，你說哪頭合算？”
中小民企紛紛“喜出望外”不勝枚舉。雖然不能片面認為民企被外資接管是利好或是災難，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少地方政府并沒有將外資并購放到產業結構調整或產業安全的層面上來，而仍然沿襲了一貫的財政傾銷思路——英雄不問出處——引資至上、重組為王。
這并不是說要高舉限外的旗幟，事實上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限外的結果可能產生逆向激勵作用，外資不但更加洶涌，并購方式也更加隱蔽（房地產市場的“限外令”便是明證）。雖然許多時候外資并購中小民企對壟斷國企構成了抗衡，同時也給民眾福利帶來了些許改進。但長期來講，一國真正的經濟主體，仍應是民營力量為主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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