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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假期過后有兩條新聞十分搶眼，其一，被社會各界期待已久的《就業促進法》，終于提交昨日召開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作首次審議。其二，央視“午間新聞30分”昨日以大篇幅播出一則民工荒由往年的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蔓延的觀察報道。
一方面就業越來越難———否則制定《就業促進法》未必突然開足馬力；另一方面民工荒由少數省份蔓延到東西南北中，以浙江溫嶺、河北保定、廣東深圳為例，不少中小私企招用非技術崗位民工，月薪開到1000元仍然難以如愿。將兩則新聞作關聯性思考，無疑會令許多讀者感到困惑和不解。
飯碗難求，絕大多數求職者均有切身感受。為審議《就業促進法》草案而提供給與會者的背景材料首次不加掩飾地承認：現有經濟結構和GDP10%的年增長率下，每年只能提供1100萬個就業崗位，而每年急需就業的人數則超過2400萬人。年度崗位總缺口居然大于可供崗位的1倍以上。而且，僧多粥少的持續性特征意味著就業壓力仍將連年累積。至于日益普遍的民工荒，早報同仁春節長假返鄉時的所見所聞，同樣直觀和清晰。
依據我們的長期觀察，就業之難系全局性、整體性局面，將長期伴隨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伴生于城市化的全過程。眼下包括未來幾十年間，倘若政策施行得當，法制剛性約束增強，就業之難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形式的逐步緩解，但不可能根除。
《就業促進法》長期缺席而以勞動法代之，致使促進就業于社會各界所要擔當的責任缺乏法制的剛性約束。這種約束，首先是針對各級政府的剛性約束，促進并盡可能確保就業，原本就系現代社會形態下，各級政府義不容辭的天職。因為沒有《就業促進法》，以往各級政府促進就業的政策舉措呈現為零打碎敲、隨意無序、臨時抱佛腳、急功近利、甚至以犧牲就業來推進發展的諸多特征。從已披露的草案內容看，審議中的該法有三大主要亮點：首次確立政府是促進就業的“第一責任人”；規定縣以上政府建立失業預警制度，設置專項基金調控可能出現的較大規模失業；政府設置的就業服務機構不能再搞“創收”。正是上述主要亮點，使人們對《就業促進法》有所期待。當然，老百姓十分清楚，在社會真正建立起對政府執法表現的監督機制之前，紙面上的法條要得到切實施行并非易事。
至于民工荒從逐步向總體蔓延，我們認為，此“荒”只是從早先的結構性之荒(譬如技術工人之荒)，發展為新的民工流動無序性之荒。關于后一種“荒”，一方面印證出國內勞動力市場發育很不完備，再一方面則突出表現為政府在履行促進就業職能時，既缺失政策與法規，又缺乏能力與手段(譬如從信息采集、加工、發布，到勞動力市場的區域性宏觀調控)。
輿論一般相信，民工荒將導致各地逐步糾正把“最低工資”當作民工工資標準執行的剝奪式做法。民工荒也的確迫使部分企業調高了民工薪酬，但對此糾偏作用，社會各界萬不可過于樂觀。這種糾偏只單純建立于勞動力供求關系之上，而自19世紀末葉以來的國際性勞資博弈史早已反復揭示出一條真理———單純依賴市場手段而缺乏勞工工會對勞動力定價談判的深度參與乃至主導，這樣的糾偏對資方而言帶有顯著的機會主義傾向。還有，在勞動力無序流動及勞動力市場充斥“坑、蒙、拐、詐、騙”的亂象得不到有效矯治前，部分民工已被調高的工資隨時都有“丟失”的可能。
總之，從政策到法制，從政府到社會各界，包括廣大民工被迫用腳投票的舉動，當會從各個層面，對促進就業哪怕只是緩解就業壓力產生正面作用，因而值得全社會有所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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