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出發，經過漫長的飛行，終于回到了位于得克薩斯州奧斯汀的家里�；丶易屛曳浅＜�，一進家門，我的丈夫克里斯和兩個兒子卡梅倫、科爾頓同時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歡迎我回來。之前的三個月里，我經歷了如暴風驟雨般的會議，仿佛再也倒不過時差了。自從加入聯想，我一直都在緊張快速地學習，這個過程勞神費力、難以應付，但也令人振奮，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些什么。
2005年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后，聯想一直致力于成為一家全球企業。在我的職業生涯中，還從沒見過哪家公司的管理層像聯想這么多元化，這也是激發我加入聯想的一個重要原因。聯想在努力踐行“說到做到”的企業文化，致力于成為一家真正的全球企業。
聯想是第一家設立“首席多元化官”職務的中國企業，而且還聘用了我這樣的非洲裔美國女性作為首任“首席多元化官”，我必須要做好這項工作。我要想辦法讓公司所有人都能向著共同目標努力，同時尊重個體的差異。在打造出兼容包容的企業文化之前，我們面臨語言障礙、東西方迥異的商業風格等重重挑戰，極具挑戰的情勢令人望而卻步。但我相信，只要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就會創造巨大的價值，我對做好這個工作充滿信心。
當得知中國同事對我滿腹牢騷之后，我開始態度誠懇地去解決問題。我馬上致電當時的人力資源負責人克里斯朵·阿林頓（CrystalArrington），想從她那里了解一些具體情況。
克里斯朵告訴我：“康友蘭，同事們說你的溝通方式有些強硬，說話太直接，而且還是用命令的口氣，中國同事覺得和你在一起共事很困難。”
這讓我感到詫異。我剛從北京回到美國家中，而且在北京開會的時候氣氛還不錯，會議上我和同事們討論了很多問題，沒有人提出任何抱怨，看上去效果很好。從我坐上回美國的飛機到我接到這個消息，時間只不過流逝了24小時而已，這24小時里到底發生了什么？哪里出了問題？
我目瞪口呆。雖然我和同事們還處在互相了解的階段，但是我一直對自己的文化敏感度很有信心。說實話，以前從來沒有同事對我進行過負面的評價。之前在戴爾工作的時候，我曾因在領導全球多元團隊方面取得的成績而獲得過許多獎勵和榮譽；我曾經是戴爾在產品研發領域聘用的第一位黑人女性軟件工程師，而我能夠一路晉升至公司的管理層，也主要是因為我能夠順暢地與各類人士合作并達成目標的能力。
我在得克薩斯州的亞瑟港長大，父母一直告訴我，要放眼外面的世界。我的父親是一艘商船的總管，他一生都在世界各地航行，每次遠航后回到家里，都會和我們分享他的故事。上學時，我被送到了一所綜合學校，思想開放的我很快和來自不同背景的同學們成為朋友。但這給我帶來了麻煩，有時候和我的黑人朋友一起聚會時，他們嫌我太“正兒八經”（因為我已經不怎么使用他們慣用的俗語了）。由于我對一些不是我們膚色的人的活動很感興趣，所以他們也對我意見很大。對此我的反應是：依舊堅持自己的道路，因為我知道，外面還有更大、更廣闊的世界等著我。
在我還年輕的時候，我就對多元化的問題產生了強烈的熱情，這種熱情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懂得在大學里被視為“局外人”的感受，于是我一直希望創造一種氛圍，讓每個人都有發聲的機會，都能有一席之地。在聯想，我們要讓各種獨特的文化緊密交織在一起，編織成一張“堅實的彩錦”。并購能否成功，以及聯想作為全球企業的未來，都有賴于這一點。
公司聘用我，是為了讓我解決問題，但中國同事們卻視我為問題的一部分。我原本在對公司領導和員工進行一對一的訪談，試圖理解大家對于合作的看法，并深入了解文化沖突的問題根源。結果不知何故，我的做法卻惹怒了大家。
往前回溯，聯想從2005年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開始，就一直處于轉型的過程中，從之前那家完全中式的企業，在兩年內轉變為一個員工遍布50多個國家、擁有多元文化的企業。在走上國際舞臺后，聯想的高層做出明智的判斷：公司需要引進有跨國企業工作經驗的人才。由于聯想要進軍海外新市場，最終將成為高科技產業的國際領導者，因此需要深諳海外運營之道的人。
但是公司里的三種文化卻無法實現有效的融合。我們稱這三種文化為“三條河流”，分別指代聯想文化、IBM文化和戴爾文化，公司大部分員工曾經效力于這三家企業。我們需要找到方法，將三條河流匯聚到一起，融合成為一條寬廣強大的河流。當時，除了“內憂”，我們還要處理“外患”，公司正飽受來自外界的批評。這些錯綜復雜的情況都是對我開展多元化工作的挑戰。
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時，唱反調的人就預測這場交易將以失敗告終。也有很多人感到憤恨、恐慌，因為一家中國企業收購了美國的標志性品牌。公眾有所不知，聯想早就在計劃這場并購了。
通常情況下，在海外并購中，被收購方會被動接受收購方所在地的文化。但是這并不總是個好方法，充其量只能算是最簡單的方法。多年以來，韓國企業和日本企業都是按照本國的習慣經營業務，即使在北美地區也不例外。這也是大多數全球企業運作的方式，即總部所在地的文化占據主導地位。
與那些企業不同，聯想選擇嘗試一條更有風險的道路。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時，楊元慶是公司的董事長，他堅持進行全面整合。從短期來看，他在給自己出難題，但與此同時，他始終在堅持學習東西方的業務模式，就是希望借助東西方多元文化的優勢，創造一個世界級的全球企業。領導層一心希望能夠重塑聯想的文化基因，使員工在公司內部能夠進行沒有文化障礙的交流，創造出全新的思維模式。
這個決定著實了不起，對我而言，這是一次機遇，我終于可以挑戰未知，踏上全新的旅程。這是我們成為變革推動者的好機會，我們要向世界證明：開放、包容、妥協、理解的文化可以創造巨大的價值。那時候，多元化領域的大多數領導者還只是停留在關注多元化的合規性層面：遵守政府關于員工結構的規定，保證女性和弱勢群體可以在工作中接受培訓，擁有平等的就業機會等。
但在聯想，我們重新定義了多元化，將它打造為更加全球化、更為有效的商業戰略。在多元化方面，我們已經超出了員工數據統計和關注法律法規的層面，希望公司最高層的執行委員能夠切實起到領導帶頭作用，進一步整合所有員工多元的文化背景和觀點，創造出兼容并蓄的企業文化，并能夠持久地驅動業務發展。這在多元化領域，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深入探索。
當然，這一想法在當時還太過新潮。有一陣子，不論是在美洲、歐洲還是亞洲，員工的精神都很脆弱，我還要分身處理這些問題。在各種各樣的會議上，我還是第一次看到白人、西方人成為少數人群。但盡管具有人數優勢，中國同事還是會感覺受到了西方同事的壓制，因為開會時主要使用英語。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覺得不自在，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那些一直以來習以為常的做事方式，大家都要學習一門新的“語言”，我也不例外。
在各種訪談、小組工作和會議之外，我還從來沒有以非常私人的方式跟任何一個中國同事聊聊工作中的問題。就在這時，喬健站了出來。在以往的會議上，她很少這樣挺身而出。事實上，第一次在北京召開執委會會議時，麥肯錫的顧問們分享了文化審計的結果，該文化審計的目的是在并購后新的工作文化背景下，尋找提升優勢、創造機遇的辦法。那次會議上，喬健基本沒怎么說話，但曾有人告訴過我，喬健是個很和善的人。通過和她的幾次談話，我發現，她的確如別人所言，非常友善，她的笑容流露著溫暖和真摯。
我給喬健打了電話，邀她共進晚餐，她很干脆地接受了我的邀請。我們都住在香港灣仔區的君悅酒店，地理位置極佳，對面正是全球最繁忙的港灣之一。在酒店閣樓層華麗的大廳里，有一家餐廳，透過教堂墻壁式的玻璃，可以看到周圍的天際線和山上的景色。我們找了一張安靜的雙人桌坐下。
自從我加入聯想，喬健就沒怎么在北京辦公，因為她被派往新加坡，負責亞太區的人力資源，支持亞太區的總裁和總經理。她深受中國同事的喜愛和信任，因為和我的部門相隔較遠，所以在中國同事對我有所不滿的問題上，她能夠看得更加清楚和客觀。喬健舉止謙和，很難看出來她是在公司里位高權重的管理人員，她對聯想文化理解透徹，甚至了解公司最早期的文化�，F在回想起來，我能在那時向她尋求意見，真是很幸運，那是再合適不過的時機了。
“康友蘭，首先我認為你是一個很不錯的人，”喬健開始說道，“你很和藹，而且你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從大家反饋給我的情況來看，他們并沒有感受到你的好意。事實上，中國同事覺得你太過強勢。他們說，當你向他們提問的時候，你讓他們覺得很壓抑，就好像你已經知道答案了一樣，你根本不聽他們的回答�！�
坦率地說，喬健的話讓我有點受傷，因為她說的每句話都是事實。我回想之前與中國同事的對話，第一次意識到，每次都是我說得最多。我對這份工作太過熱情，所以才會在創建全球多元化新模式的問題上有如此多的新想法，而且我一直都急于和新同事們分享我的觀點，卻在無意之間變成了一個“厲害角色”。
喬健給我提了許多意見和建議，這些對我非常有幫助；如果能早一點聽到這些意見，或許我就不會出現這些問題。我覺得在中國工作的西方人都應該把這些意見記下來，裝在錢包里隨身攜帶，隨時參閱。這些非常務實中肯的建議，能夠幫助西方人在復雜豐富的東方文化中找到正確的方向，在后續章節中我會分享這些內容。最重要的一點在于，我明白了面對面交流的重要性。中國人所說的“關系”，是在東方世界經營業務必不可少的要素，但要建立良好的關系，是一項艱難的工作。
其實我以前就聽說過“關系”在中國文化里的重要性，在之前的公司工作時，我也曾到中國出差過一次。但現在，我才第一次有深刻的體會。我的工作成敗極大地取決于深層的文化理解。你首先要露面，要去同事們所在的地方與他們見面，坐到他們面前，坦誠地傾聽他們的意見。
我也給喬健講述了我自己的經歷。我告訴她，作為一個美國黑人女性，我只有努力拼搏，讓別人聽到我的聲音，我才能有一席之地。我并不是在給自己的種種行為找借口，只是希望她也能了解到我內心真實的想法，理解我的意圖。在我們的談話過程中，我恍然大悟，我的果敢自信曾經在美國幫助我取得成功，但在中國卻適得其反，主要原因是它不符合中國的大環境。大多數中國人并不會把我當成一個黑人來看待，也不會特別關注到我只是一個女人；在他們眼中，我首先是一個美國人，一個“老外”。在中國，沒多少人會聯想到我的祖先曾被奴役和壓迫，因為他們并不了解這段過去。當我給喬健講述這些故事時，她聽得入迷，很想讓我再多說點。
我們一連聊了幾個小時，一直聊到深夜。夜幕下，香港大名鼎鼎的港灣，正如裝飾滿霓虹燈的圣誕樹，一閃一閃地放著光亮，炫目璀璨。看著窗外的游艇、渡船和貨輪在繁忙的水路上穿梭往來，我由衷地覺得，對這次談話的內容而言，這里真是絕佳的談話場所。這個位于中國東南沿海的國際化大都市，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長期被稱為“通往中國內地的門戶”，這也正是對我那時生活和事業的寫照。
我和喬健共同站在一場重大變革的入口處。這場變革不僅會改變聯想，也會改變我們以及我們的家人。我們之間萌發的友誼，正是“東方遇到西方”的縮影。作為一個絕佳的開場，那晚的對話揭開了我們的“冒險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