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究竟在關心什么，經濟學家會討論什么，聚到一起時，他們又將爭論什么？《好奇者的經濟學》可以為經濟學、公共政策的愛好者打開一扇窗口。這本書由12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全球頂級經濟學家參加諾貝爾獎得主林道大會的主題發言匯編而成，覆蓋了經濟學、公共政策的多方面熱點議題。
諾貝爾獎林道大會始于1951年，每年夏天舉行。2004年起將經濟學也納入了會議討論范疇，此前許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參加過其他學科的林道會議。諾獎得主、尚未獲獎但已經在經濟學界嶄露頭角的各國新秀、其他學科的頂級專家通過林道會議，開展討論、辯論，由此促成思想火花，讓與會者接觸到難忘的經濟學各領域研究成果（新知識和新理念）——而這反過來通過出席會議的經濟學家們，影響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公共政策調整。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后來的歐債危機的發生，讓相當一批經濟學家顏面無存。危機過后的政策重整，也引發了經濟學界更為激烈的爭論。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蕭條年代另當別論》一文中，就經濟蕭條期的公共政策為何需要突破傳統經濟學限制，給予了介紹。克魯格曼強調，一些經濟學家所稱蕭條期內企業通過減薪可以減少裁員的想法，只是紙上談兵，他認為當利率降無可降，降薪會使得物價和收入隨之下降，但實際債務還在攀升，這會進一步刺激需求萎縮，從而進一步拉低就業率。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農·史密斯在談及金融危機時指出，冒險家和主張放松乃至取消監管的經濟學家事實上都違反了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基本觀點。但弗農·史密斯對貨幣政策和財政刺激政策解決金融危機的效用的看法，就與克魯格曼截然不同。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彼得·戴蒙德的觀點，則與克魯格曼更為近似，即認定從小布什到奧巴馬政府的救市刺激政策仍顯不足，從而影響了就業和經濟復蘇。
另一位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彼得·戴蒙德關心的是大衰退及后危機時期的失業問題。他援引已故的喜劇演員阿伯特和科斯特洛調侃經濟學、美國經濟政策的段子指出，官方失業人口統計中只包含積極尋找工作的勞動群體，但實際勞動人口確實由字面意義上的失業人口（沒有工作的人，其中有已經放棄了工作念頭的人）和就業人口構成的。失業率測量方法的問題反映出美國統計部門對人力資源的利用率、浪費率重視不足。通過對美國不同月份職位空缺數量變化的分析，彼得·戴蒙德探討了就商業服務過剩問題及其帶來的高失業率問題，應開展的價格調整思路。
未來全球經濟將出現怎樣的走向，能否從歷史發展找出某種啟示？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德魯·斯賓塞從經濟史角度強調了變化的絕對性，但也指出，經濟的長期增長有著許多固定因素，比如技術進步，中國和印度近年來的崛起則證明了市場規模的重要性。他認為未來全球經濟格局將很大程度上受到經濟的自然資源基礎影響。
這本書的其他章節闡述了公共政策、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可以使用經濟學工具進行分析的其他熱點問題，包括公共政策的連貫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應當如何確定耗竭性自然資源的開發周期以避免在新興能源大規模投入商業利用前現有資源耗竭、養老保障政策的改善，等等。在這些章節，諾獎得主用盡可能通俗而非經濟學專業化的術語和方式，言簡意賅，闡述了自己對特定問題的觀點，對于讀者理解這些問題并由此展開更為深入的學習閱讀提供了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