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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戴維·凱納斯頓
理查德·羅伯茨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匯豐”，是否可以理解為“匯兌豐盈”，通俗解釋就是財源滾滾？——不少人在為孩子起名事情上煞費苦心，他們認為名字與人的前程命運具有隱秘關聯——一家銀行是否就像一個人，因為起了一個“好名字”就能贏得業績輝煌？不過，“匯豐”頗有些名符其實：1865年剛開張時候，它只是香港海灘邊的一家小銀行，而今早已成為世界各地主要商業街上響當當的名號。
《獅子銀行》堪稱金融行業一部史詩般的巨著，揭開匯豐150年塵封歷史，探尋其薪火相傳、屹立不倒的獨特基因，不單給銀行金融業也給眾多人帶來非同凡響的心靈震撼。匯豐銀行從小到大、由弱到強，逐漸形成獅子般的吞吐力，繼成功收購美國海豐銀行和米特蘭銀行之后，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又一路開拓疆土、攻城略地，從而建立起在全球金融行業的主導地位。本書不僅講述了匯豐銀行的現代歷史，它更反映出在全球化時代國際性主要銀行在應對一系列外部挑戰時的艱難而卓絕的歷程。作者戴維·凱納斯頓，備受贊譽的歷史學家和作家，經獲得斯皮爾斯圖書獎的終身成就獎；理查德·羅伯茨，倫敦國王學院教授，是《施羅德銀行、保義人壽、獵戶座資本管理公司和1914年金融危機的研究》一書作者。二人還合著《城邦》。
通讀《獅子銀行》這部書，我強烈感到，“匯豐帝國”的成功絕非因為起了一個好名字。
匯豐從早期發展就善于把握機遇。首先，它很會與政府打交道。它與香港政府的緊密關系，可以追溯到1866年。當時，它向香港政府提供了10萬元的緊急貸款，從而緩解了香港政府當年的財政危機。作為回報，它得到港府的授權，可以處理港府的對外支付，并且開始發行港幣的紙幣，到了當年年底，其發行紙幣占據市場流通港幣的半壁江山；到1870年，它所發行紙幣就在香港市場上所流通的港幣中占3/4。其次，迅速織造運營網絡與聘請各地“代理人”。匯豐銀行在經營一年之后，就已經在中國和南亞地區初步建立起它的代理商網絡。起初這些代理機構都掛靠在洋行內，替銀行打理本地業務，隨著業務擴大，它們開始脫離洋行，成立獨立的分行。外資銀行職員缺乏語言溝通技能，也無法了解中國復雜的貨幣制度和當地的商業慣例，而且在當地商界開展業務，對潛在客戶的商業信譽知之甚少。為了克服這些困難，銀行請來了華人代理人，架起一座“跨越東西方溝通的橋梁”。再次，搶占業務高地。從1865年起，匯豐就在倫敦設立了辦事機構，以此作為銀行在這個世界頂尖金融中心的窗口。最后，利用白銀與黃金漲跌趨勢化危為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白銀與黃金價格價格一直下跌，但是到了1914至1918年卻出現逆轉，白銀價格上漲，然而數年之后白銀價格又大幅下跌。由于準確預測了白銀與黃金價格的變化趨勢，匯豐在這場貨幣之戰中得到豐厚回報：它把大部分以白銀計價的資產置換成英鎊資產，從而在白銀價格上漲至峰值時獲利，又盡享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黃金資產升值所帶來的巨額收益。這成為它在后來困難時期能夠幸存下來的救命稻草。
匯豐堅持實踐積極的價值理念。匯豐人把工作視為終身職業，職位的晉升主要依據資歷，偶爾也會有某些人因出眾的才華而被破格提拔。他們深受維多利亞時代公立學校傳統影響，推崇奉獻、忠誠和正直的價值觀，同時也秉持匯豐自身自力更生、謹慎節儉的理念。匯豐業已形成企業內部普遍認同的三大價值觀：對不同觀念和文化保持開放的態度；與客戶、社區和員工保持溝通；做可依賴的人，做正確的事。其中第一條最令人欣賞與稱道，開放意謂著諒解與包容，人與人、企業與企業、國家與國家之間，涵養如此胸懷理念不僅彼此可以相安無事，而且在溝通與協商中促成融合，最終讓不被大多數人認同的觀念與文化被淘汰掉。
匯豐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1946年為支持香港經濟重建，它義無反顧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完全承兌日本人在1942年以匯豐名義非法發行的1600萬港元（約合750英鎊）紙幣，重建公眾對港幣的信心；二是向香港公共事業公司提供大量資金支持，幫助這些公司恢復設施正常營業秩序；三是對于私人企業采取靈活寬松的信貸政策，為機器設備或存貨遭到破壞或偷竊的私人企業提供大量墊付資金。在1965年發生的一場銀行危機中，恒生銀行因為人們瘋狂套金庫幾乎被掏空，這在危急關頭，匯豐銀行毫不猶豫地向恒生銀行伸出援手，向其運去巨額現金。人都說“同行是冤家”，
匯豐救人于水火而不乘人之危之義舉非常難能可貴。匯豐處處流淌著“道德的血液”，還熱心環保事業，主動踐行并積極倡導節能減排。2006 年日內瓦Covalence
發布的第二份年度“ 全球最具道德的公司”排行榜里, 匯豐銀行在全球前10名跨國企業的排名中, 分獲最佳道德引證獎第6 名和最佳道德進步獎第8 名。
無論從業務技術還是公司管理層面，匯豐經營之道都可圈可點。首先，匯豐總是與時俱進調整戰略計劃。上世紀80年代末，根據社會時勢發展跡象，匯豐將經營重點從只向富裕階層人士提供ATM提款卡服務調整到為新崛起的城市中產階級提供“消費銀行服務”。針對香港回歸、印度開放外國投資以及簡化進口監管等重大事件，匯豐也都能提早做出謀劃部署，緊緊契合時代脈搏“跳舞”。其次，高層節儉務實形成感召力。龐約翰在匯豐集團服務了45年，自1998年5月至2006年5月擔任匯豐集團董事局主席，他和他的前任浦偉士博士在性格上有幾個明顯的相通之處，最突出的是他們都有著節儉習慣。他們離開辦公室時，總習慣把燈關掉，因為他們深知，公司在倫敦的10棟辦公大樓每年光是電費就要70萬美元。2001年，龐約翰出席中國發展論壇高端會議并擔當聯合主席，他準備入住的一家北京酒店來電詢問他需要什么標準的客房（總統套房每天1500美元、豪華套房每天850美元、套房每天260美元、高標準客房每天140美元），幾乎可以肯定他是少數選擇最低標準客房的參會者之一。龐約翰和浦偉士都從心底厭惡煩瑣的官僚作風。不單是對企業，節儉務實是國家興旺發達的根本之策，治理腐敗與反“四風”，建設清廉務實的政府，完全可以從匯豐高管身上得到有益借鑒。再次，居安思危防患未然。亞洲金融危機使得一大批銀行破產倒閉，而匯豐何以能“在經歷了亞洲危機的持續影響之后，再次毫發無損地站了起來”？在危機發生前一個月，考慮到亞洲貨幣前景正在惡化，它已針對自己結構性的外匯風險敞口有選擇地進行套期保值操作，買入套期計劃涵蓋了在當年10月交割的所有亞洲貨幣；同時，密切關注客戶的信用風險，并采取提高壞賬準備金、以地區為基礎統一處理次級債務等應對措施。此外，匯豐還實施多元化發展戰略，發展壯大優質客戶，增強抵御風險能力。
本書圖文并茂，各類圖片、數據、表格穿插其中，并且像文字內容一樣分別列出目錄，彰顯史料價值，也便于讀者對照檢索。其中大量展示百年匯豐發展軌跡的彩版珍貴照片，讓人有如身臨其境，時時參與“見證奇跡的時刻”。
該書將匯豐銀行發展置于波詭云譎的經濟起伏與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宏大背景之下，讓以匯豐為卓越代表的銀行業乘風破浪行進脈絡更為清晰，也增加了銀行業前世今生的歷史厚重感。這樣謀篇布局給人以深刻啟示：即便是一位單純的職業銀行家或者企業家，也應對社會大勢具有清醒認知與準確把握；當我們以積極入世精神從事本職工作，事業與人生就有可能攀越輝煌的階梯、成就不朽的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