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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燎原
王人博
出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當時還是青年學者的王人博與程燎原出版了《法治論》和《權利論》兩本如今被視作我國“依法治國論”的奠基之作。二十多年后，基于這些年來形成的一系列新思考，推出了兩書的最新增訂版。在新版《權利論》中，兩位學人將在《法治論》里的論題從中釋出加以拓展，把關涉每個個體的權利問題從“憲法/法律性”視角轉換成一種“社會性”的書寫路徑，著重討論了社會中的權利問題，彰顯“法治理論時代”的到來。
法學之難，莫過于權利。“人類不能沒有權利，就如不能沒有法律一樣。沒有權利的人可不稱其為人，沒有法律的社會，是一個無序的社會。”當然，權利需要法律的確認和保護。因為，離開法律的確認和保護，無所謂權利的存在，任何權利也不能稱之為“權利”。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法律上所承認的自由在一個國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在這些規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論的、不取決于個別人的任性的性質。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經。”
說起來，王人博與程燎原對法治的反思，源自一個景物在他們心里所形成的心理震顫。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們任職的西南政法大學所在地重慶市，有個沙坪壩公園，那里有一片墓地，野草叢生中的墳冢和墓碑早已殘缺破敗，但墓碑上刻寫的紅字依稀可辨：在這里長眠的是文革時期的紅衛兵，一些十七八歲的孩子，他們都死于1967年的武斗。他們以荒謬的死嘲弄了歷史的荒謬。他們躺在那里為了證明一點：中國不僅需要安頓社會的法制，更渴求一個立于法治之基的社會。
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之間的主從關系是憲法與法律的精髓，適當的張力是民主國家的綜合體現。其中，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證書”。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再強調，“如果憲法受到漠視、削弱甚至破壞，人民權利和自由就無法保證。”王人博與程燎原認為，“權利對一個社會、一個政府應具有不可漠視的價值。”一國公民在本國內享有全部的法律權利，是為公民權利。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公民已經成為國家的主人，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這是“權利本位”。與“權利本位”相對的是“權力本位”，由于國家權力為少數人所占有，有少數人會把這種特殊化了的政治權力“利益最大化”，或者為某一特定的利益集團服務。而這種利益上的傾斜，必然使利益分化，導致利益沖突，進而激化社會矛盾。
權利作為人的積極追求，有的把它歸結為“利益”（耶林），有的把它歸結為“自由”（霍布斯），有的把它歸結為“合理期望”（龐德）。但是，人的意志的目的性是具體的。因為“意志的能動力量都是以利益需要作為物質根據的，是意志能動力量的物質根源”。作者認為，“自由意志、利益、行為自由構成了權利的三大要素。”其中，人對權利的主張和追求就是人基于意志對某種利益的主張和追求，“權利就是自由意志支配的，以某種利益為目的的一定的行為自由”，而“利益本身又是權利的一個重要要素”。
人們生來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樣的有利條件，能夠運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應該人人平等，不存在從屬或受制的關系。英國哲學家洛克在《政府論》中把人的生存權、生命權、自由權、幸福權以及財產所有權等這些最基本的權利，定義為“自然權利”，認為人們生來就應該平等地擁有。作者認為，“人取得某種自由，首先是從取得某種權利開始的”，“權利是自由現實的、必要的外部條件。”盡管“權利就是自由的定在”，但本質上是一種實踐理性，它必然要通過突破人的意志的主觀性而在現實的生活中找到實存。而人一旦置身于現實活動或現實生活中，想象中拋開的各種限制就會悉數回到人的身邊。所以，盧梭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時無刻不在枷鎖之中。”盧梭的這句名言即是對自由現實性的理解，也是對權利現實性的反思。在近代政治哲學中，洛克認為：“處在政府之下的人們的自由，應有長期有效的規則作為生活的準繩，這種規則為社會一切成員所共同遵守，并為社會所建立的立法機關所制定。這是在規則未加規定的一切事情上能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去做的自由，而不受另一人的反復無常的、事前不知道的和武斷的意志的支配；如同自然的自由是除了自然法以外不受其他約束那樣。”
在人類社會，最傷心的現象無過于正義的淪亡。一個不公不義的社會，縱艷陽高照，猶暗無天日。所以，羅爾斯在他的名著《正義論》中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而正義總意味著平等。在政治層面，平等表現為平等的自由權利和民主政治；在經濟層面，平等涉及分配的正義。”即，“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所有社會基本善的一種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
而在一種發達的法律制度中，權利界限的確立往往與“法授權（權利）即自由”和“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則的選擇相關。但是，并非任何形態的“法不禁止”都賦予人們廣泛的、充分的權利。對此，兩位學人特別強調，“法律之下的自由”只有在“自由的法律”的基礎之上才有可能。同時，對權利的限制必須予以限制。即，法律對人們生活方式的干預，或者法律對權利和自由的限制，都須有個合理的限度。所以，公民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權利應該被超越，對權利的超越不僅在于尋找一種更高、更普遍的“歷史模式”，更在于將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公民的權利嵌入具體的歷史處境之中，一切脫離歷史處境的權利只能是虛無縹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