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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菲利克斯·馬汀
出版：中信出版社 |
1903年，美國冒險家福內斯三世登上太平洋的雅浦島后發現，當地的貨幣居然是重達數十公斤到數噸的石頭圓盤，即“費幣”。有的石頭實在太重，以致一年四季只能擺在一個固定位置，人們所要做的，就是通過變換主人的方式使之流通。歐洲穩定計劃智庫成員、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菲利克斯·馬汀由此得出結論，“在雅浦島這樣的原始經濟體中，貨幣只是種臨時性的點綴”，“貨幣的本質其實是它背后由信用記錄和清算機制構成的體系。”
貨幣不應視為一種商品
以經濟學觀點看，今天的金融世界由以易物進化而來，不少論點視貨幣為一種商品。馬汀通過梳理貨幣發展的歷史脈絡提出，貨幣的出現雖與物物交換有密切關聯，但本質上不應視為商品。法國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巴蒂斯特薩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中對此有過精辟論述，“如果貨幣是一種商品，那么在主權貨幣和私營貨幣之間就沒有真正的區別：黃金就是黃金，不管有沒有鑄成硬幣。”
巴蒂斯特薩伊的這番論述，曾有英國17世紀60年代一段“鐵”的試錯事實佐證，只不過換成了同屬貴重金屬的銀。由于“足重的銀幣在被當成銀塊使用時，其價格比當成銀幣高出2%至3%”，“鑄幣差不多用掉了價值300萬英鎊的銀子”。20年后，由于銀幣面值與市場實際價值始終存在較大利差，“這些銀幣幾乎都從流通環節中消失了”，許多人暗地里忙于把銀幣熔成銀塊以便賺取差價。在這個事例中，銀有兩種身份，一種是商品即銀金屬本身，一種是貨幣即面值，顯而易見，兩者的價值并不相等。
進一步看，人們常用的紙幣包括雅浦島上的“費幣”，根本看不出與商品屬性有什么必然的聯系。商品價格有波動，但價格無論如何變化，均無法改變商品的本質功能屬性。今天的紙幣充其量只是一張張紙，而“費幣”也不過是一塊塊尋常的石頭，本質上并不具備類商品的功能特征。
事實上，貨幣的表現形式一直在變。曾經，西印度群島人用糖當錢，弗吉尼亞人用煙草、紐芬蘭人用鱈魚干，更早時候，人們還用過貝殼。而今天我們使用的電子貨幣，已高度虛擬化。
貨幣也并非只有“官方”才能制造。在1970年愛爾蘭銀行突然關閉時，支票迅速填補了貨幣留下的真空，頂替了傳統流通貨幣的重要功用——“在銀行歇業期間簽出的總計超過50億愛爾蘭鎊的未清算支票被提交至銀行清算”。支票已行使了貨幣的許多功能。在我國的計劃經濟年代，糧票、布票、肉票、油票等各種票證與貨幣搭配使用，票證雖不是貨幣，事實上已有了類貨幣屬性。可見，貨幣并不是一種固定的商品，也并非非要法定才能制造流通，關鍵取決于市場對這種載體的信任程度。
貨幣并非彰顯權力意志的木偶
貨幣似乎與權力尤其是統治權力有著天然的“血源”關系。在數千年里，君王牢牢控制著鑄幣權、發行權、監督權等各個環節。在現代經濟學誕生以前，貨幣一直是君王們的重要統治工具，一面借助鑄幣滿足窮奢極欲的生活需要，一方借發行貨幣控制整個社會的運轉。
中世紀晚期最知名、最具影響力哲學家之一的奧雷斯姆在《論貨幣的起源、本質、法律與變革》中，對“貨幣屬于發行者封地內的事務”，“由于鑄幣廠歸君主所有，唯一需要考慮的利益，就是這些君主的利益”的傳統學術觀點給出了具有顛覆性的答案：貨幣當“歸整個使用它的團體所有”，“貨幣的發行本質上是一種公共服務，應當盡可能地照顧公眾的利益”。奧雷斯姆的觀點不僅為銀行的崛起奠定了理論基礎，還為貨幣掙脫君王統治的束縛提供了理論依據。
雖然奧雷斯姆理論于1360年便已問世，但在君主時代，關于貨幣的絕大多數改革，常常只能是基于不損害或極少損害君主利益的前提下才能付諸實施。或者說，君主如果覺得沒必要，貨幣政策改革只能是水中月鏡中花。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貨幣的國家之一，但在數千年專制歷史中，貨幣始終是王朝捍衛統治的“鐵血”工具。秦之所以統一貨幣，是因為這種新政首先能滿足秦始皇征稅的需要，順便也有助于民間交流。而在風雨飄搖的晚清，為了鑄造銅錢，無視市場變化和銅礦枯竭現實，要求銅礦以低于市場價出售給朝廷。結果銅礦紛紛倒閉，市場上貨幣短缺，無法避免一些人暗地里廢幣鑄銅。而銅幣缺失，給了西方貨幣大舉“入侵”的可乘之機，英鎊、法郞、葡萄牙雷亞爾、俄國盧布很快進入中國流通，取代官方貨幣成為市場上的“硬通貨”。
民國，雖然推翻了數千年的專制皇權，雖然相當一部分受過新式教育，但貨幣被視為強化統治階級利益重要工具的傳統思維根深蒂固。1948年8月19日，金圓券呱呱墜地，政府以行政手段強迫民間以黃金、外幣兌換。至1949年7月3日停止流通，金圓券只使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貶值卻超過二萬倍，人們視之如瘟疫，恐避之不及。金圓券留下的不只是歷史笑柄，還有百姓難以想象的巨大傷痛。金圓券的失敗也充分表明，貨幣雖然與國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絕非彰顯權力意志的木偶。倘若背離了貨幣的屬性和流通規律，憑借權力肆意盜用貨幣的社會信用，結果一定非常糟糕。從古至今，此類教訓不勝枚舉。
信任本質上是個關乎道德的問題
將貨幣解讀為信任，許多經濟危機解釋起來便容易得多。2008年因雷曼兄弟破產引發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浪潮，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曾倍感困惑地問經濟學家，在經濟學者云集的時代，這么大的破綻為什么就沒有人發覺？馬汀認為，單個看，大家似乎都沒什么錯。但站在全局角度梳理發現，每個單項工作只要有那么點瑕疵，相互作用并產生聚合效應，最終，一根根原本微不足道的稻草，不斷累積而成為一座沉重的大山。毫無疑問，這座大山就是馬汀所說的信任的大山。
信任既是個經濟學問題，同時也是個市場道德問題。回首有記錄以來的重大經濟危機，后人總可以輕易找到危機肇始之時，在利益驅動下，一些組織一些個人失去了應有的警惕，或是選擇性失盲。比如，美國次貸危機就是將“兩房”不良債券通過包裝，再向市場兜售。對這樣一些原本不值一究的問題，那些才高八斗和原應具有獨立甄別功能的評級機構的普遍性失聰，不能不令人深思。當信用評價中介一方面被市場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卻未能有效履行職責時，信任的天平實際就已傾斜。如果還是沒人發現，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阻止，倒塌只是遲早的事。
在本書中，馬汀借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的那句名言“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沒必要存在”引申出，“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如果過度消費、違約、欠賬、跑路這些問題都不存在，如果人們能無條件的互相信任——由政府發行的錢也沒必要存在。”
這一推論極富含金量。按照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市場經濟建立于公眾“自利”的理性基礎之上，依此類推，貨幣當是市場經濟順應人性的一種信用表征。自利是人性的體現，但人性的這種習慣如果沒有加以約束，利欲熏心，其結果不僅達不到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還可能帶來負面作用。這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中既然有只“看不見的手”，信用也有可能沾染甚至激活人性中深藏的“惡”，這就是馬汀所指的“過度消費、違約、欠賬、跑路”——信用一旦透支，必然遭致市場的加倍報復。事實上，在美國次貸危機中，許多人想到的只是購買然后倒賣，在溢價中收獲利益，根本不愿去琢磨那里面禁不起推敲的諸多細節，結果這變成了一個擊鼓傳花游戲，一開始便注定了總有倒霉的最后一棒。
貨幣不是天使，也不是惡魔。作為“臨時性點綴”的貨幣其實并不臨時，雖然表現形式各異，但不可或缺，前蘇聯當年曾有意取締，很快又發現這樣社會將會一團糟，根本行不通。貨幣能否游走于天使與惡魔之間而非極端，根本點在于將信用裝進法制化的籠子。如今擺在世人面前的另一個困惑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信用受到各種環境的影響，表現形勢千差萬別，而對信用的測量和約束常常滯后于現實，這也是歷史上貨幣危機的重要癥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