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常態已不能維持
所謂舊常態，我們維持得也許已經超過了改革年代，就是超過30多年。這種常態的特點就是用高投資支撐的高速度，這種舊的常態不能維持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沒有什么可以討論的。
實際上中國經濟的增長力從2010年的第三季度就開始逐步地下行，進入了一個下行的通道。2009年的強刺激以后，中國的GDP增長曾經維持過三個季度以上的增長率，然后就進入了下行的通道。從2010年的第三季度下到了10%，一直到2014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7.3%，中間當然有好幾次宏觀經濟的刺激動作，但是在支持GDP的回升上越來越短暫。
從2014年第二季度開始，又有了一輪新的刺激動作，不管叫它微刺激也好，也有人認為不太微也好，實際上只是在第二季度，GDP增長率提高了0.1個百分點，接著又下來了。10月份又開始了一輪投資上的擴張，但是看來這次的收效顯得更小。
這說明什么問題呢？GDP增長的速度下降了，是許多客觀因素所決定的，而且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舊的常態已經不能維持，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逐步下行的通道。什么因素決定了我們經濟增長率從高速增長逐漸下行到中速增長？我想我已經多次說過，我們現在通常運用的一種分析的理論框架就是用“三駕馬車”來預測中國的中長期增長，這個在方法論上錯了。
討論中長期增長的趨勢沒有太大的爭議，應該用一個經濟學上的“生態函數”來討論，就是說支持經濟增長的這些因素的變化，決定了我們經濟增長的總量以及增長的趨勢。這是什么因素呢？不外乎就是勞動、資本、效率，大概有這么幾個因素決定了我們過去很多高速度的增長。
第一個因素，就是新增勞動力。我們知道我們有人口紅利，過去這30年的高速增長得到了人口紅利，新增的勞動力、新生的勞動力，還有農村轉移到工商業的勞動力都很強勁。
第二個因素，投資支撐了我們的高速度增長。
第三個因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或者效率的提高支撐了我們的經濟增長。但是這些基本的因素，大致從21世紀以來發生了許多變化，使得這些因素不再能支持很高的速度了。
具體來說，第一個因素，就是新增勞動力，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昉教授就提出劉易斯拐點出現了，人口紅利逐步縮減以致消失，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投資。其實從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我們都是靠著投資，當然單純地依靠投資是不能持續的，經濟學家對它做了很多分析，最初做出分析是馬克思，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詳細分析當時資本主義國家這樣一種投資率不斷提高的增長方式，必然引起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首當其沖的問題就是產能增加，而消費率下降，使得最終需求不足，這就造成了所謂產能過剩的經濟危機。
但是我們改革開放以來，基本上還是沿著這條道路，依靠投資，但是不只是依靠投資。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第三個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這比改革開放以前有很大的進步。但是因為長期主要靠投資來拉動增長，就使得我們資產負債表出現了問題。我們的資產負債表存在著很嚴重的問題，而且近年來這個速度在加快。所以繼續靠大量的投資去拉動增長，不但是不可持續的，而且會造成很嚴重的宏觀經濟隱患，就是說會出現系統性的風險。
第三個因素就是生產率。這個因素在開始改革開放以后，比起改革開放以前有很大的提高，主要是這么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經濟結構的變化，大量的農村使用的資源、勞動力和土地轉入城市。
第二個原因，就是開放。開放使得原來我們的技術水平跟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距，開放以后我們就可以用引進外國設備、引進外國技術的辦法很快地提高我們的技術水平，所以使得我們的效率提高。
這個原因到21世紀初發生了變化，經過20多年的改革，我們的生產技術水平很快就和發達國家接近了，除了一些很尖端的技術之外，一般的生產技術應該說我們沒有太大的差別，于是我們就需要創新，哪怕是引進外國技術，經過消化以后再創新，來引領我們的生產技術，才能夠立于世界強國之林。
而在這種情況下，要創新，要在技術創新或者用技術創新來引領我們生產技術的不斷提高，在原有的體制下就有很大的缺陷了，許多經濟學家對于中國潛在生產力的研究都表明，從21世紀初開始，我們生產效率提高對于增長的貢獻也開始下降。2003、2004年以后，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就逐步地下降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支撐經濟增長主要的要素都發生力道下降的情況之下，就出現一個問題：我們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實它的實際內容就是，原來支撐經濟增長的一些動力開始衰退，如果我們找不到新的動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就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我們面臨著很嚴峻的任務，就是要找到新的增長動力，這個動力其實說得簡單一點，就是技術創新和效率的提高。因此，如果我們不能開發出新的動力，增長速度繼續降低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這是第一點，我們經濟增長速度進入了下行通道，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事情。
以平常心對待GDP減速
既然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的軌道是由各種客觀因素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那么我們就只能用一個非常平靜的心態來對待它。所謂用平常心來對待，就是我們不能急于用老的辦法，用強刺激的辦法把這個增長給拉起來。
2009年以來的經歷已經告訴我們了，用這樣的辦法去拉動經濟增長，一方面，它的時效是越來越短的。經濟學上所說的，投資回報遞減的規律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了，所以它是不會有太大效果的，就是說它沒有多大的好處。另一方面，它還有很大的壞處，因為用強刺激的辦法，大量地注入貨幣，大量地進行投資，而投資回報又很差，結果就使得宏觀經濟的狀況變得越來越脆弱。
不管是各級地方政府的負債率，還是我們企業的負債率，都增長得非常快，不但是在警戒線或者超出了警戒線，而且近年來正在加速，如果頻繁地采用刺激的辦法，就會使得我們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狀況變得越來越惡化，這種資產負債表狀況的惡化蘊含著系統性風險。
一旦出現系統性風險，一個國家的整個經濟就會進入劇烈波動的狀況。一些曾經有過長時期高速增長的東亞國家，比如日本這樣的國家，當初爆發系統性危機以后就變成不但喪失了原來的動力、動態的優勢，還造成了國民經濟長期的低迷。
我認為我們不應該采取強刺激的辦法去拉動經濟增長，不要急于用大量刺激的辦法把增長率提升到7.5%、8%甚至10%以上。
平常心不等于可以無所作為
如果我們不能夠在GDP總量減速的情況下改善增長的質量，提高我們增長中效率的貢獻，過去用高速的數量擴張所掩蓋起來的各種經濟和社會矛盾都會爆發出來，會造成很多的問題。
它具體的表現，一個就是使得減速過猛，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速度降低了，減速過猛會造成很多問題。此外，如果我們不能提高質量，很低的增長數量而質量不好的話，它的實惠又會大打折扣。如果在減速的同時我們能夠提高增長的質量，就會在比較低的增長速度下使得我們的人民得到更多實際的好處。
因為過去質量差、數量高能夠彌補一部分不足，但它實際上實惠是不多的，因為增長是靠更大量投資的注入，結果新增產值中間有很大一部分又要重新投入，否則增長的數量就不能夠彌補未來的增長所需要的投資。
如果減速的情況下我們能夠提高增長的質量，就是說提高增長中效率的貢獻的話，雖然數量低了，可是人民和整個經濟所得到的實際好處也就比原來還要多。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國家因為主要是靠提高效率，所以有個3%、4%、5%的增長率就是很好的情況了，我們也應該爭取這樣一種結果。我們現在應該集中注意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數量，而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全面推進改革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其實這個問題提出已經很早了，從我們黨和政府的文件來看，我們剛開始改革開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提出了國務院經濟建設的十大方針，那是1981年，這個十大方針是環繞一個核心的內容，就是提高效率，這十大方針的執行有一些成績，但是也有不少的缺點，所以成效并不是太明顯。
所以到了1995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就提出了一個明確的方針，叫作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個說法到了黨的十六大有一點文字上的改變，就是要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但是它的基本內容我認為是一貫的，就是說要從依靠投資支撐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依靠技術創新和效率提高支撐的經濟增長方式。
這個方針雖然在“九五”、“十一五”、“十二五”都提出了，應該說在“十五”計劃、“十一五”計劃，這兩個五年計劃和規劃中執行的成績并不是那么顯著，以至于“十二五”再次提出要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呢？問題就出在經濟發展方式或者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有一個基礎，就是經濟體制以及社會政治體制的轉變。其實“九五”計劃的時候提得很明確，叫作兩個根本轉變，一個根本轉變就是從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的經濟增長方式，另外一個根本轉變，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而且第二個根本轉變是第一個根本轉變的基礎。
但是在“十五”、“十一五”期間，我們改革的推進有一些遲緩，所以使得這10年中經濟增長方式或者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顯得不那么有力，以至于到“十一五”的最后一年，黨中央提出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刻不容緩。
到了“十二五”再次強調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后，是跟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合的。黨的十八大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這就為我們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一個體制上的基礎，而且黨的十八大前后我們一些改革的推進，雖然把它叫作小試牛刀，但是已經可以看出它開始見效了。
我們現在面臨一個情況，有些同志和有些經濟學家對經濟減速很著急，因為按照過去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方式，經濟增長一減速就可能要出大事，但實際情況沒有那么嚴重。
因為一方面經濟增長在減速，但是我們的就業狀況、經濟效率的狀況、經濟結構的狀況還在改善，而且相比“十一五”、“十二五”那么強調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時候，現在改善的程度要好得多。
比如一個最明顯的事情就是就業，經濟增長在一步一步下臺階，但是我們就業的情況越來越好。最近兩年，2013年我們預期的新就業人數是900萬人，執行的情況，完成數是1310萬，完成了預期目標的145%。
2014年把這個預期目標提到1000萬人，但是到10月已經完成了。這是講就業的狀況。因此，經濟減速并沒有引起因為失業的增加、就業的困難而產生的社會的不安。
另外，結構的變化，在“十一五”的時候，決定了要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作為主線。它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有哪些途徑呢？很重要的一個途徑是發展服務業，這是“十一五”一個很重要的口號。
但是“十一五”這五年中，雖然反復號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沒有很大的改變。到了“十二五”，“十二五”第一年還沒有什么改變，第二年就出現了改變。
2012年，我們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第一次和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齊平，過去一直是第二產業制造業一馬當先，到2013年進一步改善，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超過了第二產業，而且第三產業第一次成為整個國民經濟最大的產業，超過了第二產業，2014年的趨勢也是如此。
為什么能夠出現這種情況呢？我們為什么在“十一五”的時候反復強調要改善結構、要發展第三產業，沒有做到，而我們現在這兩年能夠做到呢？無非是一些改革，這些改革是不太大的改革，一個改革就是營改增，營業稅改增值稅。
對于營改增人們注意的是減輕稅務負擔的作用，這個減輕稅務負擔是應該的，但是營改增得到經濟學界和產業界的普遍歡迎，原因是營業稅是全額征稅的，是妨礙分工深化的，而增值稅是就價值增值征稅，所以有利于分工深化。
這個改革在全國推行以后，我們可以看到，分工深化，新的行業的出現，是大大加速了。你看網絡銷售分化出多少行業，從快遞開始，到結算，到售后服務，種種行業都產生了。
另外一個改革，就是工商登記的便利化，這個改革開始以后，新增的工商戶數量大大增加，2013年新增工商業戶增加了40%。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一個講話里提到，2014年前三個季度新增登記的工商戶數量增加了60%，當然這些只是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間的一些改革，我把它叫作小試牛刀。
新常態不能一蹴而就
小試牛刀就證明改革能夠改善我們經濟增長的質量，能夠提高我們經濟的效率，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我們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只有通過改革，我們才能夠使得我們在經濟減速進入中速增長的情況下，增加增長中新增的效率提高的貢獻，使得我們能夠確立一個我們所希望的新常態。
我們所希望建立的新常態就是，雖然速度是中速的，但是效率要比過去高。就是從一個粗放的增長轉向了一個集約的增長，這是我們整個經濟和社會長治久安的一個基礎性東西。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我們現在應該來總結一下這一年做得怎么樣。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給我們描畫了一個很有理由樂觀的前景，但是全面深化改革會碰到意識形態的障礙、既得利益的障礙、操作上的復雜、困難的障礙，以及過去舊體制、舊增長方式所積累起來的各種經濟問題上的困難，所以它并不容易一蹴而就。
所以我們希望總結2014年執行中央決定所取得的成績和我們取得的教訓，而且要規劃未來，我們明年怎么干、后年怎么干，使得我們所希望建立那個新常態更快地建立起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