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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亞力克·福奇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
巴爾扎克曾說：發明家全靠一股了不起的信心支持，才有勇氣在不可知的天地中前進。我想，發明家大都有顆執拗的心，否則很難堅持下來。我兒子喜歡看《我愛發明節目》，我們全家也跟著看。節目講述的業余發明人，不乏任憑親友如何勸阻也要堅持下去，甚至不惜傾家蕩產也不罷休的事例。他們似跌入了偏執模式中。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雖說這樣的精神到了極致狀態似已不再值得提倡，但若沒有這種精神，又怎能做出一番事業來呢？
《工匠精神：締造偉大傳奇的重要力量》認為，“工匠精神永遠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從歷史上看，美國的工匠們是一群不拘一格，依靠純粹的意志和拼搏的勁頭，做出了改變世界的發明創新的人。”足見精神與意志在發明創新中的地位。有意思的是，作者亞力克·福奇認為工匠大都是業余的：“他們十分聰明和專注，但沒有經過專業的訓練。他們有可能是某個大企業或機構的員工，但比起工作，他們更愿意追求自己的興趣愛好。”當然這位暢銷書作家的言語所指不十分確切：“他們也有可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對搗鼓雜七雜八的玩意兒有著強烈興趣的工程師。”
亞力克·福奇所指的工匠不只是發明創造者，他結合經濟社會的發展對工匠的內涵和外延做了拓展，即便在金融業、甚至銷售領域的創新者，也可被稱為工匠。他還探討了工匠的演變，闡述新的工匠方式：“我有幸訪問了一些小型公司，這些公司都重構了工作場所以適應新的工匠方式。”“它們大部分都是寬敞、開放、閣樓式的場所，在這里員工們隨意地坐在桌子上，而不是小隔間或者封閉的辦公室中。”至于催生工匠的模式，福奇很羨慕德國的方式，雖然在德國和美國，專利研究都在企業資助下完成，專利歸企業而不是發明者所有，但德國要求雇主將一部分專利收益讓發明者分享。
除了個人意志之外，發明創新，還需有文化支撐。多位美國開國元勛都是各個領域的工匠。華盛頓是美國最先開展農場實驗的農業工作者之一，“他永遠在留意更好的方法……為了發現最好的肥料、最好的避免作物病蟲害的方式、最好的培育方法，他愿意罄其所有，他曾說過，他不愿意沿著父輩們走出的道路前進。”托馬斯·杰弗遜發明了坡地犁、旋轉椅和通心粉機，詹姆斯·麥迪遜發明了觀察地面上生物的內置顯微鏡手杖，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建立了聯邦公共信用體系和美國造幣局。技術和創新把美國社會從擁有50%左右農民的社會發展成雖然農民人數占比不到2%，卻提供了更多食物的社會。
不過，這些曾經值得炫耀和懷念的精神，在美國也逐漸流失，寫作《工匠精神》的目的就是要呼喚工匠精神。“美國人正在丟掉神圣的工匠傳統”，作者在字里行間中流露出對美國工匠精神衰微的憂思，對工匠和工匠精神回歸的渴望。在如今這個科技時代，只有三分之一主修科學工程的美國大學生能順利拿到學位。訓練有素的工程師少了，專業工匠少了，對現代小玩意兒的興趣也減少了。相比之下，日本有63%的科學工程類大學生能順利畢業，我國的比例是53%。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美國擁有最高的工程科學大學生畢業率，在所有國家中排名榜首，而如今卻在24國的排名中幾乎墊底。計算機科學家弗雷德里克·布魯克斯在《人月神話》中說，高級企業經理常被認為“太有價值”以至沒有時間和精力投入解決技術問題的工作中，背離了創新的初衷。雖然工程師在傳統上被認為是受人尊敬的職業，但他們的地位卻因現代美國社會對商業領袖和企業家的推崇而被削弱。即便在美國，也存在著對工匠精神的誤讀。作者借用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家的話說，美國人是這樣看待工匠的——“工匠的目標往往是漸進地改善組織現狀，但他們實現的改變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組織。工匠們關注的是運營模式和具體規則的改變并傾向于對風險進行規避。”作者在破解人們對工匠精神誤讀的同時，對工匠給予了理想化塑造，認為“真正的工匠只會被事情本身的趣味激發，并不受獎勵的驅使”，“表層工匠們通常大肆宣揚他們的方法、工作過程，以及他們創造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產品，而深層工匠們不在乎傳播媒介，更專注于通過思想創新改變我們對于事物的思考方式”。我覺得這未免過于理想化了，工匠也丟棄不了虛榮心，也需要被社會承認，過于理想化對于培養工匠文化的土壤反倒無益。
作者從美國第一位工匠富蘭克林開始，講述了工匠精神在美國如何從萌芽走向愛迪生時代的高峰，如何隨著工業的發展陷入低谷，又如何憑借新一代工匠得到復興的故事。令我感興趣的是，書中介紹的工匠，之所以能成為工匠與小時候的積累有很大關系。如澳大利亞人格里菲斯的童年是在拆卸又拼裝很多不同種類的機器中度過的：“我在一堆重達兩三噸的機器中長大，我并不害怕和它們一起玩耍。”前微軟首席技術官梅爾沃德在還是個孩子時就開始創造了：“我把很多東西拆開，再把它們重新組裝回去。當然啦，最后總會有多余的零部件，我非常想知道這些部件該放到哪里。”當然，他們的成長，也離不開周圍環境的包容。如1868年21歲的愛迪生是西聯電報公司駐波士頓的話務員。在面試時，愛迪生曾問面試官能否利用工作閑暇時間搗鼓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兒，面試官竟同意了。美國著名發明家迪恩·卡門成長的背景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人們可隨意走進無線電器材公司，找到足夠的電子零件來組裝一些簡單的產品，如晶體管收音機。而這些恰恰是中國教育缺乏的。沒有幾個孩子在小的時候不愿意鼓動東西的，而少有家長鼓勵。
我兒子就喜歡動手做實驗，在書上看到什么能做的就想自己做個試試。而他爺爺奶奶卻總是勸阻他，或覺得有危險，或是覺得浪費東西，或覺得沒用。我想，這就是一種文化環境，對于似乎不切合實際的想象，國人總有嘲笑或阻撓的傾向。我們的文化內質，不主張冒險，冒險不劃算。孩童的那些天馬行空的想象，久而久之就被抹殺。《我愛發明》節目中講述的發明者，大都遭遇過阻撓。即便是企業主搞發明，也被認為是不務正業。要知道，有經濟實力的企業主搞發明，其實是可以看成事業的一個重要部分的，發明成功了，就可生產自己發明的產品，從而大大提高利潤率。吉佛·圖利倡導讓孩子做點危險的事，曾寫了本書《應該讓孩子做的50件危險的事情》。他認為美國浪費了國家資源——新一代兒童的創造力和創新力，為此，他創立了一所工匠學校，在學校參加其夏令營之前，父母們需要寫下“我已經了解到我的孩子在參加夏令營過程中有受傷或者死亡的危險”。
阻力還有來自更深層次的：“工匠被認為是具有破壞性的，因為他們挑戰了現狀。對于一個個體（或一小群人）而言，違背傳統智慧并因此大大增加個人或研究失敗的風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即使是對那些本能地擁有美國樂觀精神的人而言也是如此。”“真正的工匠精神意味著風險和非常常規的行為。在制度框架下，很難孕育出世界級的工匠。”企業關注的是產品的市場情況，而非產品有多完美。“美國公司的特點是風險最小化，排除那些出格的行為”。有的企業甚至“不斷炮轟那些他們認為會給他們的現有業務帶來威脅的新創意”。創新行為，常常會在利益的博弈中被扼殺。作者感嘆人們太在乎成敗了，總是以成敗論英雄。而工匠行為通常是極度私人和孤獨的努力，并不惠及大眾，他們的成果常常無法在短期內顯現出來，可能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時間，人們才能完全意識到它的社會影響力。
以發明賽格威自平衡電動車出名的美國發明家迪恩·卡門認為，已不愿嘗試、失敗、再嘗試的這代人可能是第一代失去冒險興趣的美國人。而亞力克·福奇在分析美國開國政治人物為何大都是工匠時則感嘆：“他們都是博學、充滿好奇心的人，生活在一個并不便利的時代，電燈和能夠打發大量時間的電視還沒有被發明出來。”的確，那個時代的精神必不可免地要與當時的物質條件發生關系，如今歷史的車輪駛入高科技的娛樂時代，娛樂項目和方式越來越多，人們忙著旅游，忙著休閑，忙著娛樂，很少多有人還愿意鉆牛角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