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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沃爾特·拉塞爾·米德
出版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美國外交亨利·基辛格學者，當今美國最為杰出的外交政策專家之一。他在《上帝與黃金：英國、美國與現(xiàn)代世界的形成》中呈現(xiàn)了這樣一個基本史實，即憑借著對周圍海洋的掌控，英國和他的美國繼承者在過去三百年間建立了一個政治、權力、投資和貿易全球體系。“在近現(xiàn)代歷史的黎明中，英語世界是某種具有全球效應的金發(fā)姑娘”，在歷經無數歷史事件錘煉的同時，盎格魯—撒克遜社會不斷引進、吸收、革新與發(fā)展，成功主導了近代以來的世界秩序。事實上，沃爾特的這番研究，成了法蘭西斯·福山“歷史終結論”的重要事實依據之一。
在世界歷史的漫長進程中，地中海周邊曾是人類文明最為繁盛的重要區(qū)域。后來居上的英國一開始并沒有表現(xiàn)出什么優(yōu)勢：“地理位置似乎根本談不上是有利的”，也“不是世界上最早的開放社會”。地理上的先天性不足，使得英國得以幸免許多戰(zhàn)亂。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大舉向“藍色國土”進軍，先后涌現(xiàn)出哥倫布、麥哲倫等航海家之時，英國尚處于宗教變革的前夜。
追溯歷史，英國的崛起似乎有許多巧合因素，比如光榮革命后，瓦特發(fā)明了蒸汽機，亞當·斯密發(fā)表了有著市場經濟“圣經”之稱的《國富論》。巧合并非不可能發(fā)生，但當科學技術與經濟理論相互疊加并產生“化學反應”時，往往又意味著歷史的某些趨勢。
有必要提示一下，沃爾特筆下的“上帝”意指英美宗教與道德的正統(tǒng)，“黃金”則暗喻英美順應“看不見的手”這一人性規(guī)律而構建起來的市場經濟秩序。當“上帝”與“黃金”實現(xiàn)有機結合時，市場經濟賴以建立，不僅促進了英國的崛起，還催生了新的政治秩序。沃爾特認為，美國的建國與崛起并沒有超出盎格魯—撒克遜社會的敘事結構，雖然北美通過獨立戰(zhàn)爭脫離了英國的控制，但《獨立宣言》的根源與英國一脈相承，本質上美國還是一個英語國家，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帶有濃郁英語邏輯思維的社會。
在西方歷史的厚重敘事中，宗教的作用和力量向來不可或缺。1688年的光榮革命，議會不僅成功取代了英國舊有的君主，而且確保了“國會至上”，開創(chuàng)了新的民主模式。更主要的是，光榮革命后，英國通過對宗教的持續(xù)改革，實現(xiàn)了權力的去宗教化。卸掉權力責任重擔的宗教為贏得社會的支持，不得不走上變革之路。而不斷變革的宗教總是充滿活力，為社會發(fā)展特別是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fā)展提供了新的道德理論根基。“對于動態(tài)宗教的信徒，變革在他們眼里既是進步的象征，也是展示信仰的最高美德的機會所在”。也可以這樣說，今天盎格魯—撒克遜社會深入骨髓的創(chuàng)新精神，與動態(tài)宗教精神層面長期支持變革的熏陶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亞當·斯密《國富論》為現(xiàn)代經濟學奠定了基石，但這一理論能否成為市場經濟的普遍邏輯，市場經濟能否有效建立，前提必須突破人性自利本能的道德枷鎖——“當人們可以自由去跟隨自己的本性，有秩序和富裕的社會就會自然產生，而不需要太多的指導或是權威約束”。斯密強調市場中有只“看不見的手”，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應順應人性自利本能，而這顯然與傳統(tǒng)道德相左。從這層意義上講，市場經濟理論一開始并沒有考慮順應當時的社會道德秩序，擬議中的市場經濟首先必然面臨無處不在的道德困境。雖然《國富論》問世后社會反響甚高，但一旦付諸現(xiàn)實特別是觸及社會道德本真時，其矛盾沖突便不可避免，這種矛盾甚至可能阻礙市場經濟的建立。
或出于擔心想象中的市場經濟因順應人性自利本能之舉，可能遭致社會道德的反彈，令市場經濟功虧一簣，斯密在《國富論》問世之前好幾年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論》。這是斯密極其看重的一部著作，一生中數易其稿。但這至多只是從學術角度提供了理論依據，能否突破道德困境仍舊取決于對道德有著重要影響力的宗教的態(tài)度。
在某些時候巧合也是歷史。在《國富論》出版八十多年前，光榮革命已成功，英國宗教開始步入變革的快車道。而宗教的變革恰恰為道德松綁提供了幫助，這也為盎格魯—撒克遜社會率先建立市場經濟，并繼而掀起在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工業(yè)革命提供了堅強有力的精神支撐。正因如此，沃爾特稱“英國的崛起并非僅是關于蠻力或者經濟上成功的問題。首先它是一個道德成就”。想想中國歷史上商人所遭受的種種怪異待遇，再好好嚼下沃爾特筆下的“道德成就”，想必會得出更深的體會。
當然，一個社會的發(fā)展壯大，絕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問題，必然牽涉許多方面。比如，今天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其遠離一戰(zhàn)、二戰(zhàn)主戰(zhàn)場，是其特別的幸運，實現(xiàn)彎道超越的重要因素。再進一步看，盎格魯—撒克遜社會當年以堅船利炮在亞洲、非洲殖民地“開疆拓土”，肆意掠奪資源，到底掠奪了多少財富恐怕已難以計數，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財富為其實現(xiàn)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原始積累打下了堅實基礎。再比如，北美大陸包括澳大利亞的開發(fā)，與其說是殖民，不如說是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北美曾是印第安人的家園，有過燦爛的阿茲特克文明、瑪雅文明。美國最新公布的印第安人口為250萬，而在美國建國初，印第安人人口有約8000萬。
不容置辯，盎格魯—撒克遜社會是近三百年來表現(xiàn)最為突出的人類社會，其全球權力和威望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至今仍在人類發(fā)展進程中發(fā)揮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力。盡管英美人在各處的小規(guī)模戰(zhàn)爭中輸給對手，卻贏得了主要沖突的勝利，其發(fā)展模式與經驗確值得認真總結。不過，任何經得起沉淀的總結經驗，既應客觀認真梳理其發(fā)展優(yōu)勢，也應力避先入為主地抱著成見，然后提著鞋子找腳，至而忽略其發(fā)展過程中的那些陰暗的，也可能起到特別重要作用的諸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