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強大，也只是個殼，民富才是根本，國富國強才是圓滿的中國夢。
要實現民富，改革的第一刀應把著眼點放在收入分配改革上。
“治大國如烹小鮮”，一個國家能否發展，與企業能否發展，也有異曲同工之處。企業極為看重員工激勵機制，即企業必須提供員工合適的工資與福利，以激發員工的熱情與斗志。越是在危機時刻，適當的激勵越重要。中國經濟緩滯，民眾的信心與勤勞很重要，而信心相當一部分來自這樣的成功學邏輯——勤勞就能富有。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人都在質疑這傳承了千百年的因果論，勤勞一定富有嗎？經濟學家陳志武已經開始分析為什么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言外之意“勤勞而不富有”已是板上釘釘的現實。而更多的人擔憂，中國進取的動力與機制保障已消失殆盡：
與未富先懶相關的“逆發展”現象流行：未富先撤、未富先奢、未富先剩、未富先退、未富先痞、未富先嬌、未富先敗、未富先宅、未富先炫、未富先疲、未富先賭……
如今再也不是那個“隨便放槍都能打死一派鹿（胡潤語）的年代了。創業不如就業，就業不如被就業；經商不如做公務員，升官必然發財；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買不起房。”
“還富于民”，首先要改變收入分配格局，其中初次分配格局是基礎性的，關鍵性的，最起碼讓民眾認識到“天道”還是“酬勤”的。
初次收入分配主要涉及三方：勞方、資方、政府，初次收入分配的主要問題是，分配過多傾向于政府與資方，勞動相對弱勢。政府是且走中國財富蛋糕的大頭，這在前面章節有所涉及，不在追朔。收入分配對資本的偏愛，是由勞動力與資本的匱乏程度決定的。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資本極度匱乏，財富積累幾乎為零，而勞動力則極為充沛，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待業與即將就業的青年，同時大量的農民工也源源不斷從農村涌向城市。
資本與勞動力存量的天然之別，決定了資本的“稀以為貴”。資本成為第一位的，各項政策不可避免地向其傾斜，以吸引資本，并形成資本決定收入的格局。由于政策對資本多出開綠燈，也使得資本更加貪婪，導致勞動者的工資偏低。
2007年，社科院發布企業藍皮書《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指出企業利潤增加的代價是職工收入偏低。從1990年到2005年，勞動者報酬GDP的比例從53.4％減少到41.4％，而企業營業余額占GDP的比例卻從21.9％增加到29.6％。1998年，國有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工資總額還是企業利潤的2.4倍，而到2005年就降到0.43倍，而同期工業企業利潤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從4.3％提高到21.36％。
從收入分配的差距來看，各行業的收入“高低各不同”，部分行業的收入也實在讓人羨慕嫉妒恨。2011年12月1日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主辦的中國勞動論壇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提供了一組數據：
行業、企業間工資差距擴大。2010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36539元；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20759元。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是金融業，70146元；最低的農林牧漁業，16717元。最高與最低之比為4.2∶1。上世紀80年代，我國行業間工資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左右。世界上多數國家行業間差距在1.5—2倍左右。企業間工資差距更大。2010年調查上海某銀行員工工資及獎金人均為29.66萬元，員工的其他福利人均6.08萬元，合計35.75萬元，是當年城鎮單位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10倍。
可見，收入明顯偏高的行業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郵電、通訊業”、“金融、保險業”以及“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給業”等行業，這些行業的企業多為國有資產，由于其壟斷地位，這些國有資產每年都有大量的收益。
以2012年為例，2012年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116家中央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22.5萬億元，實現利潤總額1.3萬億元。經濟學家陳志武稱，根據一些研究機構前幾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把國有土地和國有企業資產的財富加起來，國有資產的價值約79萬億元人民幣。
雖然這些國有資產沒有都產生了大量收益，但我國并未建立良好的分配機制，全體國民并未公平地享有這些資產。
初次收入分配的首要目標就是要平衡政府與市場主體時間的關系。不過，市場經濟越完善，越自由，政府的干預空間就越小。企業到底給勞動者發多少工資，政府并沒有多少發言權。政府能做的只有不斷完善最低工資標準，將一部分比例的低收入人群進行保護，大部分人并不在政府的保護范圍之內。勞動者要改變在分配格局中的弱勢狀態，還需增強自己的話語權，比較現實的辦法是抱團，成立工會，通過團體的力量增強勞動者在初次分配中的話語權。
政府應將關注的重點放在消除行業壟斷上，為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提供公平自由的市場環境。由于大量壟斷門檻的壟斷，很多民營企業的日子也不好過，他們的日子不好過，其員工的日子也不好過，只有保證資本的生生不息，員工的工資提高才不至于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末。
此外，政府還需建立一個合理的分配機制，將屬于全體國民的國有資產及其產生的利潤，分配給國民。經濟學家陳志武主張將國有企業股權、國有資產等通通通打包，成立一個國有資產基金。管理者將這些國有資產基金以股份的形式分攤到13億中國人身上。如此一來，老百姓就真正成為國有資產的持有者，并切切實實拿到了股份。國有企業的利潤，可以直接進入老百姓的腰包，老百姓切實享受到經濟增長帶給他們的好處。
直接還利于民，是個好主意。其實，政府還可以采取更為直接的方式，譬如發消費券，既能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又能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倒也是兩全其美的好辦法。
發消費券“四兩拔千斤”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享有“歐元之父”之譽的羅伯特?蒙代爾在2008年舉行的“2008國際金融市場分析年會”上呼吁，針對當前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中國和美國政府都可采取向民眾發放購物券的方式來刺激消費，從而帶動實體經濟的發展。蒙代爾的建議可取，發消費券具有“四兩撥千斤”的關鍵作用。
對于經濟的拉動，尤其是消費的拉動，更多的需要深入國民生活的微觀層面，從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增加居民收入，一方面要減輕國民負擔，如此方能實現消費拉動型的經濟增長。
固定資產投資固然令人振奮，但我們也不免擔憂，氣勢磅礴的基礎設施投資能否獨臂擎天，拉動中國經濟的發展？雖然基礎設施投資可以拉動GDP增長，但拉動的經濟增長鏈條較短，主要集中于中上游產業，如水泥、鋼鐵、有色金屬領域，對下游產業，如制造業、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影響較小，可以帶動的就業人數也不多，不利于實現國民經濟更好地發展。因此，中央政府應在刺激消費上出重型組合拳，以發放一萬億消費券的財政政策刺激消費。
首先，發放消費券是給“取之于民，還之于民”的表現，有利于提高公眾福祉，是政府的“親民”之舉。金融危機對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造成了很大影響，政府發放消費券，可以鼓勵公眾持券進行基本生活用品、文化娛樂、體育健身、旅游等方面的消費，有利于提高困難家庭抵御危機的能力，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數。
其次，發放消費券是最為直接的刺激經濟措施，很有可能成為刺激經濟的強心劑。發放一萬億消費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我國消費乏力的狀況，提高消費，擴大買方市場，這對以消費品為生產目標的企業是個絕對利好消息。而對那些出口依賴性中國制造類企業，也能由出口轉內需，順利實現轉型，避免受困于海外市場。
而且，發放消費券也不是單讓商場和中國制造業吃了偏食，整個社會產業鏈都受益匪淺。商場和輕工業發展了，其上游產業和相關產業如運輸、物流等的發展也被拉動，整個國民經濟都因消費券的發放而收益。
最后，發放消費券為大量消費品導向型企業輸送“還陽丹”，而這些企業大多數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承擔著解決民眾就業的責任。一旦這些企業沒有了生命之憂，很多人的飯碗也就保住了。可見，發放消費券有利于保持就業穩定甚至擴大就業。
刺激消費，就需要培育社會消費能力，當市場規律自身無法為提高消費能力提供溫床時，就需要政府出臺實施刺激消費的相關政策。而消費券的發放，把政府的“還利于民”直接用于市場消費環節，縮短了傳導步驟和傳導周期，是立桿見影快速培育社會消費能力的有效方法。同時，這也是把中央政府保增長的戰略目標直接落實在改善民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