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主要的投資者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按照中國統計局對于行業的現行劃分,生產性基礎設施由以下四個行業投資形成的物質設施共同構成: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以及信息傳輸業。按照黃少卿、施浩在“基礎設施投資:資金來源、投資效率與地方財政風險”的研究(2013),2010年全國基礎設施投資首先投向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總額為30
074億元,占到基礎設施總投資的41%。其次是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再次是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分別占到總投資的34%和22%。這些項目顯然是國民經濟發展所必需的,但這并不意味著越多越好,而必須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那么,多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是適宜的?一個標準是“用基礎設施的邊際產出與生產設施的邊際產出之比來度量。理想狀況下,新增1單位基礎設施投資與新增1單位生產設施投資所引起的產出增加相等。如果新增1單位基礎設施投資引起的產出增加多于新增1單位生產設施投資,就認為基礎設施處于短缺狀態;反之,則認為基礎設施過多了”。
按照這一標準,黃少卿、施浩的研究發現,在1997年中國處于明顯的基礎設施短缺狀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政府大規模投資于基礎設施,基礎設施和生產設施邊際產出比在1998年以后的5年里急劇下滑,接近于1——基礎設施和生產設施之間的最優配置比,表明基礎設施和生產設施之間誤配的程度顯著降低了。隨后的10年,中國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繼續大規模進行,到2008年,中國絕大多數省份的基礎設施和生產設施邊際產出比接近于1,某些省份的比值已經低于1,表明這些省份的基礎設施相對于生產設施來說已經供給過剩了。換言之,同樣的資源投資于生產設施將會產生更好的經濟效益。
這種情況下,2008年之后,中國政府,尤其是各地地方政府仍舊執行了規模空前的基礎建設投資,尤其是在生產力水平發育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因此對基礎設施邊際產出水平較低的西部各省推行“西部大開發”政策,進一步惡化了基礎設施過剩的狀況。
情況的嚴厲性在于,生產設施由于歷年的高投資而出現了大幅過剩,體現為資本回報率的降低,而相對于已經過剩的生產設施來說,基礎設施的過剩程度有過之無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