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候，中國曾是世界科學與科技的領導者。隨著歐洲科學革命的發展，中國的科學之光逐漸黯淡下來，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文藝復興時代，并延續到了18世紀后半葉。但近年來，中國又大踏步地重返世界舞臺，扮演起重要的角色，這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對國際合作的積極參與。
雖然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曾與前蘇聯展開過一段合作，但只是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才真正全方位參與到國際合作中來，包括從銀行業一直到科技開發等各個領域。正是這種合作成就了中國今日的經濟奇跡。因此我認為，中國人民比世界上許許多多其他國家的人民，都更能深刻地領會合作所帶來的好處。我希望，這部在羅杰·海菲爾德協助下完成的著作，能夠回答下面這個問題：為什么說我們彼此之間的合作是人類的基本特性？
從科學的角度看，合作得以實現的原因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進行闡述。一方面，科學本身就是合作的典范。從本質上看，科學已經跨越了時間和學科的界限，甚至跨越了國界。就中國來說，科技領域的合作也有了飛速發展，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在我的實驗室里，我很榮幸地與來自中國的科學家共事，伏鋒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2013年3月，科學峰會在倫敦召開，美國、英國和中國工程領域的頂尖思想家與創新學者共聚一堂，確立了可持續性、健康、教育、技術與發展、充實人生和保持活力等方面的共同目標。
從世界的角度看，科學家之間要建立更為密切的合作關系，利用集體智慧和集體力量，解決最為緊迫的饑荒、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舉例來說，能源消耗的大幅增長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強勁發展勢頭，但這一發展卻是以污染和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資源為代價的，因此解決這一問題就勢在必行。從個人的角度看，科學家需要吸收他人的思想，不論他們來自哪里，只有這樣，才能促進自身思維方式的改變。
另一方面，關于人類為何能如此默契地形成合作、什么是促進合作的最有利環境這些問題，科學能夠給出最好的解釋。我們需要從歷史發展角度去了解合作的起源，弄清如何才能實實在在地促成合作。自羅杰和我于2011年春出版本書以來，我在哈佛大學的進化動力學中心團隊又取得了不少關于合作的可喜成果。我和伏鋒一起研究了群體的移民對合作的影響，并得出了一個頗具深意的結論：全球范圍的移民比本地移民更能促進合作的深化。由此可見，大批中國科學家涌向世界各地，活躍在加州、倫敦等地的實驗室中，這是對合作的有力促進。
我的另一個最新體會，就是要相信直覺、快速思考。我與大衛·蘭德（David Rand）和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一起，為一個“公共品博弈”實驗招募了數千名參與者。我們發現，合作意識較強的人，往往會更加相信他們的直覺。于是，我們對一個古老問題產生了新解：我們為什么會做好事呢？也許，我們的第一個沖動是保持自私，合作就是要控制住貪婪的本性。又或許，合作是自然而然的流露，過多地思前想后不利于合作的產生。在實驗過程中，我們發現，人們快速的第一反應是合作，而緩慢的思索過程則會鼓勵自私的行為。這就是說，合作是一種最基本的人類本能。
關注人類行為，特別是人類合作行為的另一個領域是經濟學。在這一領域，我的團隊也取得了一些創新成果。其中，我們引入的隨機性為經濟學理論帶來了更多的現實色彩，并使這一理論更加完善。在進化博弈中，玩家在評判收益和他人策略的過程中會犯錯誤，而我們研究發現，自然選擇偏愛公平。更加可喜的是，通過對我們在全世界招募的140名被試進行實驗，我們發現，人們的行為跟我們的模型所預測的完全一致：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公平策略總是能最先勝出。
我們不妨停下來思考一下：這一結論對人類的未來意味著什么呢？在這個變幻無常的世界中，進化過程可能會懲善揚惡。而我們的理論模型卻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人們經常會為現實生活的隨機性而擔憂，因為隨機性給人的感覺是不公平，但從長期來看，在與目光短淺的私利之間的競爭中，公平永遠會取得完勝。在面對現實生活的挑戰時，這一領悟，令我倍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