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城市？誰的城市化？
最近幾年來，市民發起的城市社會行動在我國許多城市都曾上演。社會行動的訴求目的，在于爭取權利，要求城市管理當局、規劃部門、教育部門、交通部門等方面改弦易轍。有趣的是，一些行動是希望促成共享，讓更多的市民平等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等公共資源，而另一些行動則是反對共享，比如反對市政路通過實行封閉管理的大型社區，即便市政路規劃早于社區。在某些特定問題上，促成共享和反對共享的市民會發生激烈的觀點交鋒。
經濟學家、經濟史學者經常強調市場造就了城市。市場之力在于明晰產權與其他具有排他性獨享性質的資源、空間歸屬，僅有這一點無法形成城市，更不可能帶來城市繁榮。城市必須具有共享資源，包括經濟、技術和文化價值，否則無以凝聚。
中國城市、城市化面臨很多深層次矛盾。這其中就包括共享與反對共享的矛盾。市民特別是所謂的中產階層居民、富人階層居民既希望獲得更多有利于己的分享便利，又強調這種分享不能影響自己通過更高付費創造的排他性獨享空間。這種矛盾不應簡單解讀為基于利益立場的分裂式、錯亂式思維，而應看到更深層次的來源：城市公共物品、共享資源是緊缺的，且越來越緊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前述緊缺，是因為而今這一輪城市化的模式和動力塑造的。當城市化與新自由主義政治結伴而行，不僅努力明晰一切獨占資源的產權，而且引入經濟學法則，來為公共物品定價。共享資源實現了資本化，當然就需要服從價高者得的要求，即便這種要求意味著共享資源變成另一種獨享資源。回到上段所述的矛盾，希望獨享付費排他性空間的富人似乎沒有錯，而要求獲得公平保障的其他階層居民當然更沒有錯，那么，究竟是誰錯了呢？
美國紐約城大學研究生院教授、當代西方社會科學領域具有廣泛影響的多學科著名學者戴維·哈維（曾著有《地理學中的解釋》、《社會公正與城市》、《世界主義與自由的地理學》、《新自由主義簡史》等作品）在《叛逆的城市：從城市權利到城市革命》一書中提出了他的見解。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討城市權利及其被資本剝奪、侵蝕的過程，第二部分討論城市權利侵蝕殆盡，平民掀起的反抗。
城市化可以創造大量需求，一定情況下有助于城市及其所屬的經濟體走出衰退。這其中的奧秘就在于借助債務融資，通過改善城市基礎設施，來解決剩余資本的出路問題。更大、更新的城市（城區）通過消費、旅游和休閑環節，將城市生活轉變為以低俗消費來吸收龐大盈余的方式。19世紀中期法國巴黎啟動的城市改造，就清晰的體現了這樣的以改造走向繁榮的思路。而在20世紀的美國，郊區化使得都市人的生活方式發生進一步的改變，消費需求被更為踴躍的制造出來。
城市化很難避免代價。郊區化就掏空了城市中心，造成中心城區的衰變，這在20世紀晚期以來的歐美國家尤其顯著。而在郊區化版本之前的大規模新建、改建的城市化，就必然要剝奪平民、貧民的權益。“以改善市政、環境以及城市革新的名義，聲稱為了公共利益，使用征用權”，讓改造帶來的地塊升值等主要收益集中在市政當局、地產商和金融資本手中。這一過程以創造共享資源、公共空間的名義啟程，卻往往以共享資源和公共空間的私人化告終。資本一直偏好把社會再生產成本作為某種外部性，不為此承擔市場責任。城市空間的資本化、私人化，也就帶來空間的隔絕。
并且，原先那些居住在城區或者郊區等具有潛在開發價值的區域的平民，會和被定義為污染產業的項目一起轉移到遠郊，這樣一來，遷移對象就根本不可能享受到留在原地以更高標準建起的公共空間。20世紀末、21世紀初，世界許多地方仍在延續拿破侖三世150年前的改造邏輯。戴維·哈維指出，城市化在吸收剩余資本上發揮了關鍵作用，而且在不斷地擴大地理范圍。帶來了不斷建設性摧毀的過程，也剝奪了城市大眾的城市權利。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義的城市政策風行全球，強調要盡可能減少、剪除向弱勢街區、城市和區域轉移支付，而應將資源注入能夠帶來增值效應的增長極。由此驅動的新興市場國家最近十多年的城市化，也就更為清晰的、更為迅速的集中城市剩余資本。在這樣一種增長邏輯制造出來的“新型城市”，居民居住、外來者進入似乎都沒有什么門檻，前提是要依托于虛擬資本流的持續膨脹，用畢生財富去購置房屋資產；再在泡沫破滅之后，以低價拋售嚴重貶值的房產。戴維·哈維強調，這就是在大規模、制度性掠奪侵犯弱勢群體。
2007-2011年，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上演了反資本主義、反全球化的社會運動。盡管這些運動在資本主導的媒體的話語范圍內，被說成了無賴暴動，但清醒的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還是從一系列的社會運動中提取出抗議的深層次訴求，抗議者所主張和索取的是城市權利。抗議者是現有城市化邏輯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