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想要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這個訴求是在1990年代早期明確提出的，至今未獲解決。原因在于，日本存在雙生欠缺。一是缺乏“正常”的能力，不僅包括常備軍隊及其法律保障，而且還有相關的社會意愿。二是在國際體系中缺乏“正常”的合法性。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荷蘭萊登大學現代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戈托-瓊斯就指出，日本在“學會面對過去”和向鄰國道歉兩方面都不合格。
這里提到的雙生欠缺，具有相當的互斥性。安倍政府于今年7月推動集體自衛權解禁，為自衛隊重新轉型為日本軍隊掃平了法律上的障礙，邁出了挑戰二戰勝戰世界秩序的危險一步。但在國際社會看來，這使得日本更難以具備“正常”的合法性。
日本希望的“正常國家”目標，實際上也貫穿著日本近代以來的整個歷程。克里斯托弗·戈托-瓊斯所著的《現代日本》一書，被收入“牛津通識讀本”，受到多位亞洲史、日本史研究權威的贊譽。這本書圍繞日本邁向現代（性）和“正常國家”目標的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變遷，剖解了日本國家發展與轉型的動力、成就與局限，很好的總結了日本在二戰后特別是冷戰后陷入的矛盾與分裂心態。
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佩里抵達日本。一般觀點認為，這起“黑船事件”是日本打開國門、走向世界和現代的起點。《現代日本》一書認為日本的國家建設和轉型要追溯到16世紀的戰國時期。克里斯托弗·戈托-瓊斯認為，織田信長打破了此前日本的國家政治傳統，建立起現實政治理念，而在接替豐臣秀吉掌控日本政治的德川家康，不僅建立起了一套幕藩體制，而且推動日本國家政治與皇室的分離，推動日本國民形成國家意識。德川幕府為了保障權勢，還是醒了參勤交代制度，抑制了地方分離與自治傾向，且以迫使地方大名定期遷行江戶居住的方式，“使碎片化的國家布滿交通路線和貿易機會……開啟了全國性市場經濟的發展，并未19世紀時經濟的快速現代化打下了基礎”，還因此啟動了城市化進程。
當然，德川幕府的施政，在無意間推動日本朝著現代國家、正常國家轉型過程中，也制造了諸多障礙，最典型的就是社會分層體系，以及禁絕對外貿易的國策。黑船事件后的明治維新，表現為近代日本對現代性的積極接納。這期間，日本建立了憲法、現代教育，引進了海外技術體系，開始培育出強大的工業制造體系，也打破了江戶時期的社會分層體系，但保留了相當殘余。日本近代的重要政治特征在于，以政黨制面目出現的貴族統治對于人民現代政治意識和參與的抑制，并且，國家有意識將傳統的武士精英的虛浮理想重塑為國家名片，確立為日本國家價值的典范。克里斯托弗·戈托-瓊斯指出，這些努力使得近代日本企圖通過向鄰國并且最終向歐美開展來“超克現代性”。
二戰戰敗后，占領時期的美國改造實現了日本的民主化，相應的社會和政治改造卻并不徹底。“未完成的改造”隨著日本經濟在1960年代以后的騰飛，使得制度和規則都固化下來。198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陷入長期滯漲，人口老齡化凸顯，年輕一代不愿意再接受“終身雇傭制”安排以及一直以來的各種社會、文化規則的約束，這就產生了各種光怪陸離的新消費主義亞文化。日本最為著名的、擁有世界級影響力的小說家村上春樹的多部作品就真切的刻畫了日本新一代的迷惘。而在同期，出于對新消費主義亞文化及其社會效應的反感，日本社會也出現了呼喚回歸傳統的呼聲。
1990年代以后的日本，在國家定位、國際關系諸方面與中韓等鄰國屢生爭吵，而在國內的經濟改革也缺乏必要的社會支持基礎。克里斯托弗·戈托-瓊斯援引1970年代日本心理學家岸田秀的觀點指出，日本戰后被置于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需要實現民主，一方面發現民主使由原先的敵人強加的，因而政治家和民眾都主動回避各類公共參與，沒能建構起可供主體參與的、活躍的公共空間。這成為日本國際國內問題上從表態到政策諸環節發生分裂的來源。也就是說，不光二戰戰爭責任，就連日本國內的公共事務，也找不到可靠的、現代的、單一的、非病理性的政治主體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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