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建立計劃經濟體制，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直到1978年。領導人也在實踐中意識到這一體制的弊端，并多次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不斷調整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它們之間的邊界也是不斷發生變化的。
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劉少奇等都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經濟。毛澤東明確反對搞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劉少奇在1948年10月至12月指出，新民主主義經濟之不同于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還在于新民主主義的國民經濟應該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組織性與計劃性。他認為，要將國家的一切經濟命脈，如大工業、大運輸業、大商業及銀行、信貸機關與對外貿易等，均掌握在國家手中，以實行國民經濟的組織性與計劃性。同時，他還提出要限制計劃經濟的范圍。這是一個“大計劃、小市場”的混合經濟模式，即大工業等是計劃經濟，小工業等則是市場經濟，大與小相互補充，以大帶小，相互協調。應當說，這是一個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體制模式。需要說明的是，劉少奇的觀點曾經經過毛澤東的審閱和修改。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了中國要搞計劃經濟。第三十三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應爭取早日制定恢復和發展全國公私經濟各主要部門的總計劃，規定中央和地方在經濟建設上分工合作的范圍，統一調劑中央各經濟部門和地方各經濟部門的相互聯系。”當時的中國還有自由市場經濟，搞計劃經濟也是“大計劃，小市場”，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53年。
實際上，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就一直遇到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質上就是確定計劃管理的地位、手段和范圍的問題。武力等人認為，我國在1953年以前，是將計劃管理作為國家管理經濟的一種方法。計劃方法作為一種管理經濟的手段，又可以分為兩種具體的方法：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實際上是“雙軌制”：對國營大中型企業和國家基本建設實行指令性計劃，對廣大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實行指導性計劃。他們認為，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和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加強政府計劃管理的經濟運行機制，促進了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
1952年，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中共中央開始著手籌建國家計劃委員會，并于同年11月正式設立。同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編制一九五三年計劃及五年建設計劃綱要的指示》。隨后，在蘇聯國家計委和經濟專家的幫助下，修改“一五”計劃。直到1955年7月，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才正式批準了“一五”計劃。
1953年之后，中國正式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不僅擴大了計劃管理的范圍，而且也大大地縮小了市場調節的范圍。1952年底，金融業納入國家計劃經濟范圍。1953年10月和11月，國家對糧食、油料實行統購統銷；1954年又對棉花實行統購統銷。從1953年起，國家對重要物資實行統一分配。
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憲法》在總綱中正式確定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第十五條規定：“國家用經濟計劃指導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改造，使生產力不斷提高，以改進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鞏固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劉少奇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從一九五三年起，我國已經按照社會主義的目標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也就是說，從1953年起，中國正式決定建立計劃經濟。單一的公有制經濟也必然要實行計劃經濟。可以認為1949—1956年是由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過渡的階段。
不過中國領導人并不是完全照搬蘇聯的計劃經濟，也認識到這一體制的問題，根據自己的實踐，也創造性地提出了混合經濟的主張。1956年9月，陳云同志在黨的八大的發言中提出“大計劃、小自由”的設想和著名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黨的八大《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接受陳云這一設想，即這種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應當以國家市場為主體，同時附有在一定范圍內的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李富春還在黨的八大上發言提出，凡納入國家計劃中的各項指標，可以分為三種：指令性的指標、可以調整的指標和參考性的指標。這是對高度集權計劃經濟體制的重大修正。
1957年5月，劉少奇同志進一步將這一思想提煉為社會主義經濟計劃要有多樣性、靈活性。他還特別提到，我們一定要比資本主義經濟搞得更多樣，更靈活。如果我們的經濟還不如資本主義的經濟靈活、多樣，而只有呆板的計劃性，那還有什么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我們一定要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多樣性、靈活性超過資本主義，使我們人民的經濟生活豐富多彩，更方便、更靈活。這是中國領導人的大膽創意，其目標就是要比資本主義經濟搞得更多樣、更靈活，盡管當時他們不曉得是一個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但是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顯示了這一巨大的優勢性。
應當說，1949—1957年不僅是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且也是從有計劃管理的混合經濟體制向計劃經濟體制轉變，還是新中國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1952—1957年期間，GDP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9.2%，其中工業增加值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19.8%，不過農業增加值年平均增長率要低得多，僅為3.8%；中國GDP（1990年國際美元價格）占世界總量比重由1950年的4.6%提高至1957年的5.5%。這一實踐證明，當時采用計劃經濟體制還是適應中國的發展階段的，也是相當成功的，盡管它還有許多弊端以及歷史的局限性。中國領導人也還會十分務實地改革這一體制的。
1958年，毛澤東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新概念，他指出：“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后。”“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這就是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黨的十四大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重要思想的歷史來源。
由于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和現實國情條件的限制，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左”傾思潮的影響，對于計劃和市場關系的辯證認識和改革設想并沒有能夠有效貫徹和落實，相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從限制市場經濟到基本取消市場經濟，只在部分地區保留了十分有效的集貿市場。不過在60年代國民經濟調整時，為了迅速提高有效供給，我國采取了一些應急的措施，允許“地下工廠”存在，在農村推行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即“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自由租地、自由貸款、自由雇工、自由貿易”，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中有限度地引入了市場的力量。這是極其特殊條件下又是極其短暫的市場經濟。盡管這一農村改革后來被扼殺了，但還是留下了農民的記憶和領導人的歷史記憶，也成為1978年之后農村改革的重要來源。
1961—1964年期間，國家計委提出了多元性的計劃管理：指令性的、指導性的和參考性的。對全民所有制企業和事業實行直接計劃，對集體所有制的農業和手工業實行間接計劃。
第二個階段，主要是在計劃經濟體制框架下，不斷調整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基本趨勢是引入市場因素，利用價值規律，同時大幅度地縮小計劃的范圍。
1978—1992年，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動階段、全面開局階段，還是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時期，也開始了新中國第二個黃金發展時期。如何認識計劃與市場，是這一時期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
1979年3月8日，陳云批評了計劃經濟的弊端。他認為：“六十年來，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他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一為計劃經濟部分，二為市場調節部分；而且，在今后的經濟體制改革中，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部分不是此漲彼消的關系，而是都相應地增加。后來他把這一思想概括為“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
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破天荒地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觀點。他認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可以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鄧小平的提法與1958年毛澤東的提法有異曲同工之處，但又比毛澤東前進了一步，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認為社會主義并不排斥市場經濟，而且可以搞市場經濟，其目的是利用市場經濟發展中國社會生產力，擺脫貧困落后的面貌。
1981年11月至1982年1月，陳云先后多次談
“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問題。1981年6月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起草過程中，也根據陳云的意見寫上：“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同時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們的任務是要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于繼續前進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這是陳云的先見之明和政治智慧。的確，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一開始，作為總體設計者之一的陳云是非常務實的，中國的經濟體制不是一套固定的模式，而是具有很大彈性和適應性，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創新具體的體制形式。
1982年1月25日，陳云約國家計委負責人座談加強計劃經濟問題。陳云說，我們國家是計劃經濟，工業要以計劃經濟為主；農業實行生產責任制以后，仍然要以計劃經濟為主。國家搞計劃要有重有輕，有先有后。第一要吃飯，而且要吃飽，不能吃得太差，但是也不能吃得太好。第二要建設。一個國家吃光用光，那這個國家就沒有希望。只有吃飽后，國家還有余力來建設，這才有希望。后來陳云還把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的關系比為籠子與鳥的關系。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將陳云提出的“一要吃飯，二要建設”、“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等主張寫入大會報告，確定為指導經濟建設的重要原則和經濟體制改革初期的目標模式。
1984年9月，擔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在聽取了多方面意見后，以信函方式向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云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議把中國的計劃體制概括為：（1）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2）個體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3）計劃經濟不等于指令性計劃為主。在當前和今后的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的方針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4）指導性計劃主要用經濟手段來調解，指令性計劃也必須考慮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計劃第一，價值規律第二”這一表述并不確切，今后不宜繼續沿用。這表明，當時黨內最高層的政治共識仍然是“計劃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但是他們在力圖尋找第三條道路，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成為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形式。隨后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將上述觀點寫入，也開始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創造性地實行了“雙軌制”的做法。一是實行計劃雙軌制，大幅度減少指令性計劃指標，增加指導性計劃指標；二是實行價格雙軌制，大幅度縮小計劃價格范圍，增加指導價格，逐步放開市場價格；三是實行所有制“雙軌制”，一方面給全民所有制企業放權讓利，另一方面允許發展基于市場機制的鄉鎮企業、外資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到了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首肯了鄉鎮企業的大發展，使城鄉市場經濟空前活躍。
第三個階段，主要是在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下，不斷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視察時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個思想成為黨的十四大報告的主調。報告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同時也要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
1993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根據黨的十四大確定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是在確立了體制創新目標之后的“建立新體制”階段，即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而不是在原有社會主義計劃體制下的改革、修補和完善。這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設計和藍圖。這個決定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打破了姓社還是姓資的迷霧，首次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可以共存，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建立，也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創造力。
那么，如何處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和加強宏觀調控的關系呢？這在當時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加劇的情況下，不僅是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還是一個具體的實踐問題。對此，江澤民同志提出：每個時期工作的著重點可以有所不同，根據不同的實際情況，有的時候強調市場作用多一些，有的時候強調國家宏觀調控多一些，但切不可在強調一個方面的時候，忽視以至放松了另外一個方面。客觀地講，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期，我國的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體系還不完善，市場競爭還不公平和透明，這就需要在微觀經濟放開激活的同時適當地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先是首次實現了宏觀調控的軟著陸，后是有效地應對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外部沖擊。
2003年召開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根據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的戰略部署，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最重要的創新之處就是提出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也首次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改革觀，成為指導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改革的綱領性文獻。這是在初步建立了新體制的基礎上的“完善新體制”階段提出的指導性綱領。全會重申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也提出了“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思路，這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1.0版本的升級。這一版本的升級，主要針對市場經濟在社會公平、社會服務、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固有缺陷進行修正，已經跳出了傳統一味放權讓利的“純粹市場化”過程，開始調整和重新定位政府職能，針對市場的一些弊端和問題進行調整。我們將其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1.5版本。
縱觀中國改革歷程，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一直是圍繞調整計劃和市場、政府和市場關系進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仍然強調由計劃來調整各種比例關系，呈現計劃經濟體制，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后逐步過渡到以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到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時候，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當時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定位是“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計劃已經從支配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變為政府調控的一種手段。這意味著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性轉變，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但是根本改變了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而十六屆三中全會更加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關體制，同時也更加注重對于市場失效和弊端的修正。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的力量一步步得到釋放。正是認識上的不斷深化，才使得我們在實踐中更加注重發揮市場作用，有力促進了經濟持續較快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