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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托馬斯·皮凱蒂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本書回顧了自工業革命以來收入及財富分配的歷史，利用20
多個國家眾多研究人員精心收集的最新數據，嘗試梳理出一部關于財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發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矛盾的歷史，一部鮮活生動的人類歷史。我還嘗試在本書的第四部分為未來總結若干教訓，但主旨其實是提供史實資料，讓每個人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由于主要數據來源有限——包括20
世紀初已存在的諸多國家所收集的收入申報、財產繼承文書檔案（部分可追溯到19 世紀初）以及資產及收入國民賬戶（有些國家從18
世紀初開始就有記載），本書主要基于現今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尤以英、法、美、德、日五國的經驗為主。
中國讀者初讀時可能會覺得事不關己，甚至以為目前歐美這種日益增長的對不平等現狀的擔憂僅限于發達國家，這些富國的煩惱與中國相去甚遠，中國的要務是全力以赴發展經濟，保持20
世紀80~90
年代以來的迅猛勢頭，改變貧困人口的命運。這恐怕是完全想錯了。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的確確出現在了本書收錄使用的有關收入不平等的“世界頂級收入數據庫”（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中，確實不乏問題，后文會再談及。總的來說，新興國家在本書的全球視角中占據重要位置。前兩章著眼于全球層面上的生產及收入分配，中國在其中自然是舉足輕重。我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差距日漸縮小這一進程；它極大地促進了各國之間的趨同和不平等的縮小，這主要歸功于知識和技能的傳播（社會投資的良性循環，中國在這方面比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做得相對好一些）。目前，北美和歐洲分別占全球國內總產值的1/4，中國緊隨其后，略少于1/4。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前兩大經濟集合體（歐美）所占比重將大幅降低，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分量將按各自比重有所增長。
但是，盡管經濟增長與趨同的速度令人驚嘆，不能因此忘記貧富不均問題在發達國家和中國都存在，而且在未來數十年里中國存在的不平等問題會日趨突顯，因為經濟增長終究會不可避免地放緩。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以往收入差距很小——不過這些數據不見得完全可靠。某些中國大學近來進行的調查顯示國內財富不平等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據估算，20
世紀90 年代及2000 年初中國財富不平等的程度與瑞典相當，到2010
年則上升到了接近美國的水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目前誰也說不準，但至少足以肯定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不能繼續置之不理。
目前中國政府正大舉反腐。腐敗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種財富不平等，讓巨額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極少數人手中。所以把反腐作為當前要務是完全必要的。不過，若以為腐敗是導致極為不公的財富不平等和財富過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過于簡單了。其實私人資本的積累和分配過程本身就具有使財富集中且往往過度集中的強大推動力。本書指出，通過研究19
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國家所經歷的財富極為不平等的發展過程，同時觀察最近幾十年來全世界巨富階層爆炸式的財富增長趨勢，對此基本上可以做出如下解釋：從長期來看，資本收益率（特別是頂級資本的收益率）明顯超過經濟增長率。兩者之差導致初始資本之間的差距一直延續下去（資本持有者只需將資本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將大部分用于再投資），并且可能造成資本的高度集中。
當然，腐敗和市場操縱讓個別人牟利會加劇這種不平等，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扭轉這種趨勢，必須建立一整套公共機制，使資本為整體利益服務，包括在各個行業中發展各種新型資產和新型的參與性治理，還包括對收入和資產實行累進稅制。我想在此特別針對中國的情況談談累進稅制。
累進稅制的理想形式是對所有收入和資產征稅，沒有免除或例外，收入和資產水平越高，稅率就越高。在我看來，累進稅制在公平社會里起著三重作用。
首先，它以最為公平的方式為公共服務、社會保險和教育機構籌資——這三者必不可少——才能確保知識、技能和機會的傳播過程和諧順暢，社會經濟發展有賴于此。
以上這些既涉及稅務，又涉及政治和民主，是否能實現？與無法相互協調、陷入過度稅收競爭的歐洲小國相比，中國的優勢之一是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體量大——很快將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1/4。這應該可以讓中國政府實施銀行信息的自動傳輸、金融證券的登記，制裁和監管不合作的外國銀行，從而高效地組織管理公平的累進稅制度。美國的聯邦機構有時看起來跟歐洲同等機構一樣無能，歐洲機構還似乎越來越傾向于只為一小部分經濟和金融精英服務；相對而言，中國原則上可以憑借強有力的中央統一領導體制和高層領導者的反腐和促進公益的決心貫徹累進稅制，免于游說集團的壓力和競選政治獻金帶來的束縛。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中國會從諸多矛盾之中找出一條獨一無二的決定性道路，其他國家也是如此。歷史自會開創新的道路，往往就在最出人意料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