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美之間的經濟關系幾經變化。而就在本書付梓之際，中美關系正在經歷新的考驗。
這種拉鋸關系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從那時起，兩個國家都急需新的增長良方，于是，兩國各取所需。中國從美國的外部需求考慮，制定了強有力的出口導向型增長的策略。美國青睞中國的廉價商品、儲蓄盈余，并且需要中國購買美國國債以彌補其財政赤字。
然而，沒過多久，此種關系就陷入了令人忐忑的、經濟上相互依賴的陷阱。誠然，兩個國家都依靠對方促進經濟發展，但隨之而來的嚴重失衡也日益突顯。中國以制造業及建造業為導向的發展策略直接造成了對資源的過度需求、環境的退化與令人窒息的污染。與此同時，中國已經儲蓄泛濫，還有著巨大的經常賬戶的盈余，而中國的消費者仍在局外旁觀。
反觀美國，也遭遇同樣的狀況，但其失衡的表現形式為過度的個人消費，國內儲蓄總量的空前短缺與經常賬戶的赤字。兩個經濟實體的雙邊交集導致嚴重摩擦。美國所描繪的巨額貿易赤字意指中國明顯是操縱貨幣的罪魁禍首以及不公平貿易手段的主要執行者。作為美國的102個赤字貿易伙伴之一，中國認為雙邊失衡主要是美國的儲蓄短缺所帶來的多邊扭曲的自然結果。正如心理學家總結的那樣，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給這對合作伙伴帶來了嚴重失衡、不斷升級的摩擦，和對造成各自經濟災難的相互指責。
本書的關鍵前提在于中美雙方都必須從相互依賴這個方面來思考諸多不能自圓其說的問題。我的結論是再平衡，也就是說，中國儲蓄減少而消費增多，美國消費減少而儲蓄增多——這也可定義為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在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未來特點。
就在今年，本書初稿完成之際，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事件在兩國再平衡的道路上頻頻出現。在本書中文版即將發行之際，回顧這些變化來審視本書的核心論點不失為一個明智之舉。
從中方角度來說，近期發展有三個方面需要關注：策略、增長與管理。在策略方面，也就是本書第五章的焦點，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結果至關重要。與2011~2015年的“十二五”規劃不同，本書著重探討的是更寬泛意義上的結構調整。那次會議通過了60條改革決定，為中國長期期待的結構性改革畫好了詳細的藍圖。
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深化改革的決定覆蓋全范圍：從經濟、金融到文化、政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提議涉及中國萌芽期消費社會的新規范，從計劃生育政策、戶口政策，到存款利率自由化、提高國有企業的稅收以充盈社會保障基金。這些措施為“十二五”規劃做了大有裨益的補充：調和了消費者因不夠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而滋生的不安全感。三中全會在解決這個問題上向前邁出了一大步。
在增長方面，這正是在貌似從未結束的中國增長爭論中一次全新且重要的轉機。相較于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現處于一個發展放緩的階段。2012~2014年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約為7.5%。這不僅表明了它從前32年迅猛增長的10%平均值顯著降速，也預示了在下一年的某個時點，經濟增長將有持續下滑直至低于7%的危險。
雖然很多人認為貨幣投放量的減少將導致中國經濟“硬著陸”，經濟增速很可能下降至4%并且停滯不前。但更加積極、有建設性的措施很可能被倒逼出臺。中國正朝著消費大國轉變。2013年，中國的服務業（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已經達到46%，首次超過第二產業44%的比重，盡管與發達國家服務業占比水平還有很大差距，但增速明顯。
雖然這未得到廣泛認可，但是中國通往再平衡道路上的關鍵里程碑。在中國，服務業相較于制造業與建筑業（兩項相加）來說，每單位產量需要額外30%的雇員。這簡直就意味著中國可以達到相當的吸納社會勞動力的目標，也就是說，雇傭率上漲、貧困率減少——在由從制造–建筑業為導向的經濟中，需靠GDP增長率達到10%才能做到的，在服務導向型的經濟中，以7%的增長率就做到了。
換句話說，與普遍意見相反，當前的增長放緩不是由房地產泡沫危機爆發、債務密集型增長的去杠桿化、銀行業危機的陰影而帶來的意外事件，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由中國自覺性地轉向由服務密集型為導向的增長，并以此作為再平衡路線的發展核心的自然結果。
在管理方面的潛在變革是近期中國的第三個重要發展，也是本書討論的重點。三中全會不僅批準了橫跨60多個領域的具體的改革提議，還提出由新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來執行關鍵議題。由習近平總書記牽頭，這個領導小組將著重關注特別的改革行動綱領，與新政策能夠切實執行的時間表。這樣一來，中國將精神飽滿地向結構改革的最艱難障礙發起沖擊。
在中國實現再平衡過程中，還將面臨一項最艱難的挑戰：需要探索新的治理方式，以消除諸多方面對新政的阻礙，以及嚴重的腐敗等問題。過去一年強有力的反腐運動充分表明新一屆領導集體已經認識到清除原有體系中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一障礙是推行改革的關鍵所在。盡管歷程艱難，但結果鼓舞。
再看看美國，結果極其相似，同樣也面臨大失衡。不幸的是，美國仍然否認自身急需再平衡。
首先，美國國會未能認真對待美國的財政困難。這導致早在2013年10月初就為日后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預算之爭埋下了隱患。盡管兩黨最終達成共識，但并沒有改變財政長期赤字的現狀。最近幾年聯邦政府的赤字和財政短缺狀況有所緩解，但這主要得益于周期性的經濟復蘇所帶來的財政收入。據美國國會預算委員會的最新預測，2015~2024年，財政赤字將大幅增加，從4
690億美元增加到1萬億美元。
其次，從表面上看，美國的財政赤字問題主要是由低儲蓄率引發的，這恰恰是經濟發展失衡的核心。巨大的財政赤字，加上家庭儲蓄率的低迷——2014年3月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個人儲蓄僅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3.8%，還不到20世紀后30年平均水平（9.3%）的一半，意味著低儲蓄率依然沒有改善。的確，美國國家凈儲蓄經歷了周期性或暫時性的增長——一國的儲蓄水平是其企業、家庭和政府部門的總和。2013年第四季度，美國的凈儲蓄率僅為2.6%，較1970~1999年平均值低了近4個百分點，經濟發展失衡繼續發酵。
這充分說明美國依賴于借助國外儲蓄保持其經濟增長。同時說明借給美國資金的國家也在面臨經常項下和貿易的赤字，這正是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深層次原因。換言之，美國在面對低儲蓄問題以及優化相互依賴的中美關系過程中并沒有什么大的作為。
最后，美國一直固守消費性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盡管金融危機給消費帶來沖擊，但美國財政和金融當局一直致力于重塑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美聯儲一直推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旨在通過注入流動性來刺激消費，卻導致了越來越多的資本市場泡沫。
不管這種策略是否起作用，畢竟危機過后的6年間美國消費保持了年均1.2%的增長。盡管如此，美聯儲仍然希望以一種新的政策傳導機制來刺激經濟復蘇，正如危機前的所為，資產價格的高升預示著經濟的繁榮和增長，但往往造就了泡沫。其實，美國發展模式并沒有什么質的變化，失衡依然存在。
當中國積極推進經濟結構再平衡，而美國增長方式的轉變停滯不前時，就極容易產生不均衡發展，并導致更大的失衡。如果中國持續推行消費引導型發展模式，那么其今后將經歷從儲蓄盈余到儲蓄吸收轉變的過程。一旦如此，美國將很可能失去中國——曾經從赤字和低儲蓄的美國購買大量國債——這樣一個最重要的外部資源。
美國根本無法置身事外。如果面對過度消費和低迷的儲蓄水平再無動于衷，美國很可能更難獲得外部資本。美國將付出更高的利率成本，從國外舉債以填補國內低儲蓄的窟窿，對于已經遭遇瓶頸的美國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
相反，如果美國施行擴大儲蓄增長的策略，將有助于增加在人力資源、基礎設施和新產品技術的投資，有助于擴大像中國這樣的海外市場，有助于重塑美國的經濟增長和競爭力。當前，中國正在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美國的再平衡任務相當緊迫。耽擱得越久，就越容易失去像中國這樣實現再平衡的機會。
緊張氣氛不僅僅彌漫于美國國內，還充斥著令人關注的中美關系。美國政府再一次重申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不滿，2014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將近4個百分點，這在2005年年中曾出現過。與此同時，中國與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周邊國家的領土爭端問題不斷升溫。這些因素加上美國在亞洲的地緣政治，都給中美關系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
總之，中美這兩個相互依賴的超級經濟體發展失衡已經突顯。時間并不能緩解這種失衡，中美應該切實抓住機遇、采取措施實現再平衡。如若不然，將面臨更大的風險。正如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一樣，中美兩大經濟體必須實現從消極依賴到積極依賴的轉變，而且必須從此刻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