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科學界的元老，我過去40年的摯友，羅素·艾可夫（Russell
Ackoff）不再與我們同行了。2009年10月29日，由于髖關節手術并發癥，他意外地離開了我們。就在此一周前，我們對一系列相同的原有的交互問題復蘇有過一次愉快的討論。我們還討論了越來越令人擔憂的頻繁市場泡沫、有缺陷的商業模式、全球化的挑戰、不計任何代價地盲目追求效益、頑固的失業問題、赤字的激增、國家的公共教育以及日益兩極化的社會，這些問題使很多人對許多現有的常規工具和主導的增長模式產生了懷疑，認為它們可能無法再處理我們這個時代新的復雜情況。分享了這些問題之后，我們討論了如何將系統思維帶給更大的群體中的從業者。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及考慮到時下對設計思維的興趣的激增，我覺得是時候對本書中的方法（第三部分）進行更新和擴展，通過整個章節來闡述系統思維的四個基礎。這次討論也讓我想起了在1974年的歷史性會議上，羅素第一次告訴我：“設計是系統方法的未來，是體現選擇的工具”。我告訴他，他的這番話是如何影響了我的職業生涯，并希望他能為我即將完成的第3版作序，解釋他為什么一直認為設計思維是應對相互依賴和復雜挑戰的方法。
在他去世后，他的夫人遞給我一張她在羅素的工作文件中找到的筆記。我原本已經忘了關于這些對話的所有內容，而這張條上，寫有我的名字，是關于我們的談話，以及提醒自己要為我的書寫一章節來概述他的“交互設計”的思維過程。我悲傷地意識到我們失去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去學習他在很長時期內影響了很多人的豐富的思維過程。
如果羅素有時間完成它，那將是多么精彩的一部分啊！但是，我們并沒有失去一切，羅素在我1985年由Intersystems出版的《走向組織的系統理論》（Towards
a Systems Theory of
Orgnization）中寫過序言。在序言中，羅素闡述了社會系統科學這一非凡概念的演進歷史。雖然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他答應過的為本書作序的這份美麗禮物，不過那份舊的序言至少打開了一扇迷人的窗，讓我們可以窺視到產生這個難以置信的思維過程的歷史和傳統。遺憾的是，Intersystems已經停止經營，而這本舊書也就絕版和難以再現了。我決定咨詢出版社，確定我是否能夠在本書中重現這段舊的序言，作為向艾可夫的致敬，并提醒大家他對本書的核心內容所做出的至關重要且不可估量的貢獻。以下就是那篇序言。
為已有的想法帶來更深入的發展所帶來的價值并不亞于去產生一種新的想法。賈姆希德·格哈拉杰達基（Jamshid
Gharajedaghi）就是這樣來進一步發展我所做的工作的。不過他所做的要多得多，他已經在原有工作上做了很多重要的增補。他的工作所基于的思想傳統與我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不過這兩種思想傳統在數年前已經相交并合并，這為他的工作提供了令我羨慕的新鮮感和原創性。我將分享賈姆希德和我怎樣共同努力發展這個理論的歷史，也許會對讀者有幫助。
1941年，我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開始了科學哲學的畢業設計工作，在這里，我受到了部門的“元老”，著名哲學家埃德加·亞瑟·辛格（E.A. Singer,
Jr）的影響。他所創建的部門并不拘泥形式，所以我有機會與其他兩位年輕教師合作。這兩位教師曾是辛格的學生，分別是托馬斯·考恩（Thomas A.
Cown）和C·維斯特·丘奇曼（C. West Churchman）。
辛格哲學在以下三個方面對我的影響深遠。第一，哲學的實踐，對于哲學本身的發展來說，其應用是必需的；第二，有效解決“實際”問題需要跨學科的方法；第三，最為困難的是，研究社會學領域需要比其他科學領域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們發展了研究小組的概念，通過處理實際問題，使我們能在社會領域實踐哲學。我們設計的組織叫做“實驗方法研究學院”。通過其他哲學系的畢業生和一些教師的參與，我們成立了這個完全非官方的研究學院。
1946年6月，我接受了（當時）底特律韋恩大學哲學系的任命。這么做的原因是該院院長對建立一個應用哲學研究學院非常有熱情，并愿意提供支持。在接下來的一年，丘奇曼也接受了哲學系的全職任命。同時，當考恩在1946年離開賓州時，他也從內布拉斯加州來到了韋恩的法學院。韋恩哲學系的另外兩名成員把我們建立應用哲學研究學院的付出視為對古老追求的褻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爭斗”，這牽扯到了大部分的教師、管理人員，還有韋恩的學生，我在哲學系也難以立足了。
1951年春天，丘奇曼和我都接受了克利夫蘭的凱斯理工學院的任命。因為凱斯正致力于創辦運籌學研究的活動，丘奇曼和我相信在這樣的名義下，我們應該能比在學術哲學的外衣下工作得更好。到1952年年底的時候，雖然沒有正式的教師職位，但是我們得到了正式的批準，首次發起了運籌學的博士點。不過從那以后，研究小組和博士點開始快速地發展和繁榮起來。凱斯變得像“麥加”一樣，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運籌學“朝圣者”的朝拜。1958年的時候，丘奇曼因個人原因搬遷到了美國加州大學的伯克利分校，并在那里創辦了類似的活動。運籌學院的活動開始迅速擴散和繁榮，它們中的大多數都是以凱斯為藍本的。
1964年6月，帶著絕大部分的教師、學生和研究項目，研究小組和學術課程搬到了賓州。在佩恩和沃頓商學院的支持下，我們的活動得到了蓬勃發展。參與到活動中的各種各樣的教師成員極大地增強了我們的能力。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我開始對專業運籌學的方向，或者說是缺乏方向而感到不適。我發現的問題包括四個方面。
第一，它已然沉迷在數學工具之中，失去了看到所要處理的問題的能力。因此，它在尋找可以應用其工具來分析的問題，而不是尋找適合的工具來解決不斷變化的待處理問題。第二，它沒有考慮到這樣的事實，問題是通過分析將現實進行提取所抽象而來的。現實包括各種有問題的系統，而問題伴隨著強烈的互動、混亂。我相信，我們必須把這些問題系統當做整體，開發出解決它們的方法。第三，運籌學已經成為一門單獨學科，已然失去了其跨學科的承諾。絕大部分學科建設是由數學專家來參與的。很少有與其他自然科學專業和人文科學專業的互動。最后，運籌學忽略了系統思維的發展——那些系統思維者不斷開發出來的方法、觀點以及理論。
基于以上原因，我們運籌學的五位教師設計出了一個新的課程，我們想以此為參加這門課程的學生提供一個新的選項。除了我之外，還有埃里克·特里斯特（Eric
Trist）、Hasan Ozbekhan、托馬斯·薩迪（Thomas Saaty）、詹姆斯埃·姆肖夫（James
Emshoff）。我們在沃頓商學院建立了一項新的試驗課程和行政實體——社會系統科學，也就是后來為人們所知的“S3”。這項課程以及其研究機構（布希中心）現在有著該學院最大的博士點。
這項研究和科研課程都是面向專業人員的，使他們有能力針對社會系統進行規劃、研究和設計，而人是這樣的社會系統中的主要角色。該課程致力于發展和使用社會系統理論和專業實踐，并對這些理論進行實踐應用。同時還致力于方法和概念系統的發展，這將使我們能夠更有效地設計和管理社會系統。
1968年，我接受聯合國任命，第一次來到伊朗。也正是在這次訪問期間我遇到了賈姆希德，當時他正在為IBM工作。在隨后的訪問中，我發現他已經擔任了工業管理學院的負責人，并且已經把S3
所作的研究及學術原理應用到了他本地的項目開發中。我們開始了個人及組織上的合作。他派了大批工作人員和我的研究生一起從事聯合項目。我們嘗試邀請他以客座教授的方式加入賓夕法尼亞大學，不過他并不愿意離開他優秀的研究所。我不能責怪他，將心比心，我也會做同樣的決定。我們是非常幸運的，但是他卻沒有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伊朗革命改變了一切。這次動蕩幾乎摧毀了他的研究所以及他繼續從事其工作的機會。在我們的邀請和幫助下，他離開了伊朗并很快加入了我們。不久之后，我便把布希中心的主要工作轉移給了他。
他的加入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處理嚴重而復雜的問題的研究員，需要匯聚各種廣闊的思想流派和經驗，并對不同的文化淵源進行卓越的研究。本書是不同文化的系統思維系統之間合作的產物：埃德加·亞瑟·辛格（Edgar
A. Singer）、托馬斯·考恩（T.Cowan）和C·維斯特·丘奇曼（C.West
Church-man）和我來自西方文化，而本書作者則來自明顯不同的古老東方文化。一個明顯的奇跡發生了。原本以為關于系統組織性質的外來觀點有著根本的源頭差異，結果卻很容易且自然地結合在了一起。曾經，我們并不認為系統組織的本質是多樣性的統一。當格哈拉杰達教授加入沃頓商學院的社會系統科學院并承擔其研究方向的責任后，他在布希中心開始了對系統組織的性質和應用研究與應用本身進行了雙管齊下的研究活動。在他一系列的系統理論著作中，都可以很清楚地認識到兩種思想不僅在本質上是相容的，而且還起到彼此豐富的良好效果。當前的工作正好幸運地見證了兩個不同文化的融合。
賈姆希德，不僅是我寶貴的朋友和同事，還給了我源源不斷的靈感源泉。能夠應邀來為此書作序，我感到欣喜萬分，也請我邀請您來分享他所提供給我的靈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