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數據顯示，中國經濟進入了傷停補時階段，近期很多指標得分都是近10年來的最低值，但這僅僅是表象，深層次的原因應該是中國經濟在自身演進過程中呈現出明顯的三重斷裂帶。按照現在廣為流傳并逐漸形成一致的“三期疊加”（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預期來判斷，傳統的增長動力已經逐漸喪失，而新的增長點的有效形成還需要時間。在完成動力的切換之前，可能就是經濟的不斷下滑以及風險因素逐漸釋放帶來的不穩定。2014年或許是驚險的一年。
第一重斷裂帶位于GDP（國內生產總值）錦標賽與改革錦標賽之間。傳統的GDP錦標賽的能量級明顯下降。這一方面是因為高企的地方政府負債和略顯緊繃的貨幣政策，但更重要的原因，特別是短期面上的原因，是官員績效考核機制在一定程度上的調整。目前全力展開的反腐行動，以及對新興基建項目的抑制，都是十分必要和緊迫的，但其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壓制作用也正在顯現。
另一方面，毫無疑問，新一輪的放權改革必將激發民間資本的活力。但就目前的情形來看，這還需要一段時間。民間資本已經習慣在政府的強勢下生存，它們可能還沒有充分認識到自己可以發揮的功能的重大變化，仍然對政府抱有期待。即便政府放權，它們暫時也不大會迅速拓展自己的空間，甚至在缺乏政府指導的情況下，可能一時間會無所適從。
這就會出現一個明顯的推動力落差。原有模式下增長速度已經明顯減慢，而民營經濟活力暫時不能得到充分的釋放，結果就是經濟增速不斷下滑。
第二重斷裂帶位于改革錦標賽內部。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了令人興奮的宏大改革藍圖，打響了改革錦標賽的發令槍。改革就意味著變化，但我們也必須清醒認識到，改革是一個慢變量，而增長是一個快變量。不僅如此，改革本身也包含快變量和慢變量，關鍵是改革的各個元素在短期內能否形成有效配合。
例如行政體制改革可能是一個快改革，尤其是行政審批權的下放或者取消，而配套的民間資本進入的實質舉措則是慢改革；再如要素價格改革，其中提高水電煤的價格或者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都可以是快改革，而配套的資源稅征集反哺環保產業則是慢改革；有效降低宏觀稅負，推動產業鏈躍遷是慢改革，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提升則可能是更慢的改革；財稅體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則是最慢的改革，這樣會形成一個內部不相銜接的錯層。在改革斷裂地帶，各種矛盾和風險會逐漸暴露出來。
第三重斷裂帶則來自全球化進程的阻斷。其本質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傳統發達經濟體的局部退出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拒絕上位。考慮到目前中國經濟的體量和對外依存度，這是直接制約中國出口增長的關鍵因素。
2008年金融危機改變了很多事情，危機爆發之前全球化的邏輯很簡單，整個世界分為三大格局——消費國（美國是典型代表，印鈔票，花錢買東西），生產國（以中國為代表）和資源國（中東地區的石油國，還包括金磚國家里的巴西、俄羅斯，提供大量的大宗產品）——通過現有的以美元為主體的儲備體系相連接。生產型和資源型經濟體完成原始的資本和產能的積累，發達經濟體刺激虛擬經濟體系，帶來空前繁榮和消費主義的狂歡。整個世界就是按照這樣大循環模式運轉的。
這樣一種結構最終在2008年次貸危機中轟然坍塌，危機一波一波襲來，首先是美國的金融體系危機（銀行和居民資產負債表），然后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國家資產負債表），進而變為貨幣體系危機，全球經濟隨之進入長期的消沉期。
中國經濟當下的情況空前復雜，具有極大的挑戰性。特別是在今年這樣一個外圍流動性可能發生急劇變化的環境下，不能排除一些系統性風險的集中爆發，這包括二三線房地產價格泡沫的自我破滅、地方融資平臺的違約風險，以及金融體系包括主流銀行系統的壞賬損失。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國企的債務問題，盡管中國政府擁有超過35萬億元的凈資產，但如何巧妙轉移過高的地方政府杠桿，完成從地方到中央，從政府到居民，從國內到國外的轉移，用成本低廉的負債去匹配地方政府那些缺乏流動性的長期資產絕對是一個重大挑戰，這也是海外投資者高度懷疑中國短期投資前景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三線城市的房地產是分水嶺，去年經濟狀況之所以還可以，就是因為地產投資發展得還不錯，但今年就要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我們認為寄希望于一次性出清的理想化方案，來冷啟動中國經濟的增長和改革是非常不現實的。因為在系統性風險爆發、全球經濟激烈博弈和資本高速流動的大環境下，大型且另類的經濟體幾乎不可能有喘息的機會。中國需要制定合適的策略，沖出人均GDP6500-13000美元這個中等收入的陷阱，又要避免出現顛覆性的錯誤。怎么辦呢？
民間資本還沒有釋放出充分的活力，那么第一條解決路徑就是要政府發揮更好的作用，這同“讓市場起決定作用”一樣不可偏廢。這意味著政府必須在戰略規劃、政策引導和公共產品提供方面發揮重大作用，而且要學會與市場及時溝通、良性互動。
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即將展開，這是中國沖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五年，采取什么樣的策略進行突破至關重要，明確的規劃將給出民間資本行動的清晰指南。在增長動力方面，在主體功能區規劃清晰的前提下，考慮把3000多個縣級行政單位參與的全員GDP錦標賽，升級為20-30個城市群之間的錦標賽，在重點建設區域，甚至可以考慮升級成立一批直轄城市群，重塑扁平而有效的中央地方關系，既能保障地方的活力釋放，也能強化中央的有效指導。
切勿浪費這一次高規格的京津冀一體化的頂層設計機會，用大都市圈統一管理模式優化布局整體的人口、產能、基礎設施、環境、公共服務和生活，這將有力地引導新型城鎮化的進展。
第二條解決路徑在于讓快變量刺激慢變量提速，盡快在各個重要改革領域形成重大標志性的突破，相互呼應。改革大致可以歸類為：第一，提升效率的政府改革和自貿區改革；第二，增加供給的要素價格改革；第三，增加需求的改革；第四，調整金融改革中利率匯率市場化的改革。這些改革必須相互協調，發揮合力。
具體到推進措施上，例如在國企改革方面，一定要在前十大國企中挑選一兩家，真正實現混合所有制，從股權比例、人事安排、激勵機制等方面做出全面的真正市場化的安排。目前中國國企總資產近84萬億元，約占實業資本的44%，但3900萬在職員工的收入僅占27%，而且這些國企的凈資產收益率僅為5.9%，遠遠低于全社會企業的10.4%。如果能夠通過改革拉平國企和民資的利潤水平，GDP就會獲得額外的2個百分點的增長，這就是改革的紅利！所以說混合所有制是真正的風口。把資本化出售所得的真金白銀交給全國社保基金，充實社會安全網，會讓改革無后顧之憂。
再如財稅體制方面，必須抓住預算法三審契機，全面推動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編制和全口徑的預算公開，并在此前提下允許地方政府獨立舉債，用長期和低成本的市政債券替換目前性價比極差又不透明的影子銀行融資手段，實現資產與負債的全面匹配。
第三條解決路徑是以中國為主建立自己的內循環或者小循環。目前中國在對外交往方面，同“二戰”剛結束時美國面臨的環境和機遇窗口是類似的。當時美國擁有全球最多的黃金儲備，占當時西方世界黃金儲備的48.5%，為法意德英日的4.5倍。目前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3.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當時美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工業產能，“二戰”中美國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至1948年，美國工業已占世界總產量的53.4%，占世界出口總值的32.4%。中國現在存在普遍的產能過剩。根據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今年計劃淘汰落后產能，目標任務：鋼鐵2700萬噸、水泥4200萬噸、平板玻璃3500萬標準箱等。
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不斷擴大內陸沿邊、開放外部沿海和遠程綠地投資，來形成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其中的抓手部分是推出一批重大支撐項目，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拓展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新空間。在走出危機的過程中，基礎設施投資被視為拉動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的有效手段。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居多的亞洲，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階段，對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礎設施需求很大，但這些需求面臨著資金約束。僅從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口徑來看，每年亞洲的建設資金缺口大約有600多億美元。在2013年10月初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上，國家領導人就曾多次表示，中國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向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本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
與此同時，在更加宏觀的層面，中國應當全力推動各種規格的自貿協定談判。目前中國正在建設18個自貿區，涉及31個國家和地區，已簽署12個自貿協定，6個自貿協定正在談判中。此外在多邊方向上，中國還應積極推動服務貿易協定、政府采購協定、信息技術協定等的談判，加快環保、電子商務等新議題談判，主動回應并參與新一代高標準自貿區規則談判，推進中美、中歐投資協定談判，不斷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最終形成對外開放與改革發展良性互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