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2005年在風靡一時的《世界是平的：21世紀簡史》中認為，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和強大的市場經濟推動下，“世界正被抹平”。然而，長期扎根金融、法律和實業領域的金融界法律專家于是今在研究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金融體系后得出的結論卻是，“世界不是平的，市場也不是平的”，當前的市場經濟體系“更像是各大板塊，存在著高低不平的地勢，板塊之間相互擠壓、沖撞”，全球化的力量雖然不可阻擋，但在這種潮流中，金融霸權已成傳統“三權”之外的一種缺乏約束的權力，這種權力在世界范圍內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財富。
貨幣的權力化
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美元和黃金為基礎建立了金匯兌本位制，這個體系為美元確立世界領導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放在歷史時代背景下，該體系總體上促進了經濟發展，特別是為國際貿易中的貨幣使用第一次創造了“通用”條件。更重要的是，因為有黃金這一“硬通貨”，許多國家除了儲蓄美元還多了另一種選擇。換言之，無論是哪個發達國家，均難以僅僅借助貨幣便可控制全球市場。
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當美國因黃金大量流出，再也無力“捍衛”每盎司黃金兌換35美元的兌換水平時，尼克松政府揮刀剪斷了黃金與美元的聯系。然而，此后走弱的不是美元，而是黃金傳統地位的衰落，疲軟的美元反倒迅速上位，迎來了美元快速發展的“又一春”。
至此，脫胎于黃金的美元告別了凱恩斯所說的“野蠻時代的遺跡”。但是，作為貴重金屬的黃金并不是屬于哪國的貨幣，而美元的信用則取決于華盛頓。布雷頓森林體系“倒塌”，實際是將原本具有博弈性質的貨幣體系單一化，最終聚攏于一個國家貨幣的大旗下。如此，不可避免會遭遇這樣的困惑：美元發行對應的僅是美國的商品價值呢還是全球商品？如果是美國商品，那么美國商品究竟有多少價值呢？如果是全球商品，美元又憑什么具有這樣的功能呢……
于是今認為，當“美元成為主權貨幣后，其發行本身就代表著‘創造財富’”。2008年，當發端于華爾街的次貸危機最終波及全球釀成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靠增發8000億元貨幣緩解危機，促發了全球范圍的通貨膨脹，可置身風暴中心的美國反倒波瀾不驚。“每次金融危機發生時，美聯儲都以躲避市場信用收縮為名，向市場供給大量資金。”顯而易見，這種現實已無法與亞當·斯密關于貨幣的理論形成有效對接。
今天，美元已取代黃金成為國際頭號“硬通貨”，越來越像阿基米得筆下那根撬動地球的杠桿，美聯儲可以通過發行、利率調整不斷強化美國的利益，并借此打壓其他貨幣并制造財富。依仗這種金融霸權，一個國家無需通過辛勤勞動，而只消輕輕摁動印鈔機按鈕便能積累超量財富。
金融的魔力化
于是今認為，最能說明當今世界金融霸權的莫過于下述現實：雖然“美元在美國國外流通的比例已經達到60%”，但廣大美元使用者既無知情權，更無參與權！自2010年起，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便超越日本緊隨美國之后，經濟發展規模躍居全球第二，但我國在市場規則制訂方面的話語權仍舊極其微弱。“據不完全統計，國際標準化組織和國際電工委員會發布的國際標準已近20000項，但中國企業參與制訂的僅有20余項”。
類似的痛感涉及面很廣。自去年9月起，我國已超過美國成了全球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但我國在石油定價機制上仍舊缺乏話語權，石油價格漲落依然“聽天由命”。同樣現象還體現在大宗商品、互聯網、大豆等諸多行業，其共同特征為：表面看我國經濟規模頗龐大，占據了大宗商品交易的很大份額，可我們還只能是規則的執行者而非制定者。大宗商品價格異動的背后，往往是金融“巨鱷”們貪婪的身影。
經歷了2008年的國際金融海嘯，雖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呼聲甚高，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仍在“將以美元等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開拓到新體系和新領域”，直至目前，美國仍具有一票否決的權力。
該書從專業角度講述了許多金融案例和現象，其實對有些現象只需簡單對比便不難看出更多端倪。比如，近年來美國頻頻指責中國貨幣超發現象嚴重，卻不自問從克林頓政府開始美國已不再公布美元發行總量，美元發行的最后一道閘門徹底洞開。時至今日，探尋美元發行數量早就“上升”為一門研究學問，不過這門學問的源頭在于美元發行不透明。理論上，貨幣本身沒有價值，除非其對應兌換商品。試想，倘若全球美元回流，到底可以買走多少個美國，這倒不失為一個值得探索的有趣話題。
與宋鴻兵在《貨幣戰爭》中將全球經濟歸結為少數幾大金融家族的陰謀學說不同，于是今認為，“在當代，高盛、花旗、摩根斯坦利、瑞銀等金融機構‘巨鱷’們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話語權、影響力、資金調動能力和協調能力，都要遠遠超過它們自身直接控制的資本力量”。正是因為有了華爾街這樣一群體量龐大、足以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呼風喚雨“之徒”，一方面美國的重大政策總會心照不宣地照顧“巨鱷”們的意志，另一方面越是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越會對這些金融“巨鱷”們頂禮膜拜，而在這頂禮膜拜的背后，是后發國家深深的無奈。
總之，在美國國內，以美元為中心的壟斷金融機構打著金融創新旗號，不斷升級杠桿，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還有國民習慣了尋找金融“快錢”的生活方式；在國外，依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構織的以美元為主導的市場體系，美元地位在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后依然堅不可摧。
金融霸權時代的壯大路徑
如果沒有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便不會有美元與黃金的掛鉤；如果沒有美元與石油的掛鉤，美元就難以搭上產量迅速攀升的石油的“順風車”。而在金融創新規則的光環下，次貸危機、金融危機接踵而至，然而損失最重的不是美國，而是那些大量購買美元不良債券的境外國家或機構。所有這些，歸因于長期圍繞美元制訂的各種規則，這種規則模式早就不再局限于金融界，而是延伸至社會各個角落。
眾所周知，正因美元是石油唯一掛鉤貨幣，石油進口國才不得不想方設法儲備大量美元。按照協議，手持大量美元的中東產油大國不得不頻頻購買美國各種債券。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美國債券風險評級牢牢掌握在美元的“母國”。令人費解的是，雖然這些評級機構可以對一國產生重大影響，但他們對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2008年金融危機等多次重大金融事件表現失聰，到底是這些評價機制本身確實存有技術性漏洞，還是其評級更偏重于捍衛美元的地位和自身利益，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所以，美國人不會坐視別人復制美元的成功，不會允許同樣一個靠發行便可坐享其成的貨幣存在，也不會無視可與之比肩的金融機構與其“分肥”。因為誰握有規則制定權，誰就可以從源頭以更低成本更好地捍衛自身利益。有人會說，美元今天地位的形成有著種種歷史原因，但誰又能否認，任何一種貨幣的發展，其背后不會留下一串串歷史足印呢？再者，任何離奇的原因，均不足以成為褪掉美元貨幣色彩強化金融霸權的理由。
對當今國際金融霸權的內幕看得越清，就越不可能得出市場“平”的結論。不過，于是今筆下的“不平”，是對金融與市場權力不對等的批評，而弗里德曼則描繪了一個不斷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我們當然不能因為金融霸權的存在而否定全球化的經濟成果，但我們萬不能因此無視拓展話語權和爭取市場規則制定權的緊迫性。很簡單，如果始終無法掌握與自身發展水平對應的規則制定權，我們長年胼手砥足創造的財富的很大一部分勢必因受制于以美元金融霸權而化為烏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