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凱蒂估計，資本的總年度回報率平均為4%到5%(稅前)，也不大可能會偏離這個范圍太遠。但有關回報率的一幅更準確的圖畫會包括風險，雖然資本存量一般逐年增加，但突然的逆轉和收縮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這些原因，資本收入的前途看起來遠不如皮凱蒂所認為的那樣輝煌。
經濟學領域不時地產生重要的著作；這就是其中之一。托馬斯·皮凱蒂的巨著《21世紀資本論》使資本主義的財富回到了公眾辯論的中心，使人們對財富分配問題的興趣得到恢復，并徹底改變了人們看待收入差距的歷史方式。最重要的是，雖然該書行文可能不符合奪人眼目的標準，但任何受過教育的人都能理解它———這使得它與高層次經濟理論家們的絕大多數著作截然不同。
在本書中，皮凱蒂把重點放在不平等問題上，但卻試圖做比僅僅診斷出資本主義的不良影響更為宏大的事情。該書提出了一項關于資本主義的總體理論，旨在回答一個基本的、但卻具有深刻重要性的問題。正如皮凱蒂所說：“私人資本積累的動力是否必然導致財富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集中，就像卡爾·馬克思在19世紀所相信的那樣？或者經濟增長、競爭和技術進步的平衡力量是否在發展的后期階段導致各個階級之間不平等的減少與更大的和諧，就像西蒙·庫茲涅茨在20世紀所認為的那樣？”
皮凱蒂認為，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強大的力量能夠在不同的時候推動平等或者不平等，因此“人們應當對任何經濟決定論都采取警覺的態度”。他斷定，最終，與庫茲涅茨等主流思想家的論點相反，“沒有任何自然、自發的過程可以阻止破壞穩定的、非平等主義的力量永久地占上風”。為了預防這種結果，皮凱蒂所提出的建議包括一項有關在全球范圍對財富征稅的計劃———要求徹底重新分配資本主義的成果，以確保這一制度的生存。這是從一項開創性分析工作中得出的不令人滿意的結論。
資本收入并沒那么高
皮凱蒂分析的很大部分，來自對經濟不平等的一項重要但卻一般遭到忽略的驅動因素的仔細研究：在當代市場經濟中，投資回報率經常超過總的經濟增長率。如果這種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存在，那么資本家所持有的財富的增長速度就遠遠超過其他種類的收益，最終與其拉開很大距離。
皮凱蒂很專業地敘述了這種差距是如何從當今時代的黎明開始扮演經濟史上重要角色的故事。19世紀下半葉，西歐所享有的和平與相對的穩定使資本的大量積累成為可能。前所未有的財富集中形成，從而加重了不平等。但是，兩場世界大戰和大蕭條摧毀了資本，打斷了這種趨勢。這些災難導致了一個新的、更加平等的時代，這一時代由戰后重建、對勞動力的強勁需求、人口的迅速增長和技術創新所塑造。
1980年以后，持續的資本積累、較慢的技術進步和日益不平等預示著對類似于19世紀的某種東西的回歸。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現在和當時的相似之處，尤其是在一個關鍵方面：繼承財富的作用。隨著相對節儉和富有的嬰兒潮一代很快就會更多地去世，遺產作為收入的一個來源，使十分富裕的家庭獲得不成比例的好處。
皮凱蒂故事的核心是資本主義成功所造成的悲慘后果：和平與人口的不斷減少帶來顯著的收益，但卻也造成財富與來自資本的收入主導下的社會。
然而，這一故事也有缺陷。皮凱蒂并不完全清楚他所說的資本回報率是什么意思。正如他爽快地承認，并沒有人人都享有的單一的回報率。坐擁短期美國國庫券并不產生很大收益：從歷史上講，在剔除通脹因素之后的回報為1%稍多一點，而目前則呈負的實際回報率。另一方面，股票等股權投資的歷史回報率約為7%。換言之，正是冒險———該書基本上沒有提及的一項概念———產生了回報。
皮凱蒂估計，資本的總年度回報率平均為4%到5%(稅前)，也不大可能會偏離這個范圍太遠。但有關回報率的一幅更準確的圖畫會包括風險，雖然資本存量一般逐年增加，但突然的逆轉和收縮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這些原因，資本收入的前途看起來遠不如皮凱蒂所認為的那樣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