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變革變化之中，制度變化維系于觀念變化，而觀念則植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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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錢穆 講授 葉龍
記錄整理
出版：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
我曾說錢穆先生《中國經濟史》類似滄海遺珠，得來偶然。我本沒有資格評價錢先生為學，而且這本《中國經濟史》也并非專著而是講稿，但從閱讀興趣與研究興趣出發，也想談點心得。最近不少評論包括一些朋友說，錢穆《中國經濟史》也未能走出傳統經濟史“食貨套路”，甚至每每以臺灣侯家駒先生的《中國經濟史》的頗具框架作為對比。對此，我實在不能茍同。
讀書亦如做事，管理預期非常重要，而作為讀者，應該也有讀者的素養，那就是有能力裁決作者最有價值之處善加學習。經濟史并非錢穆專長，其定位也是國學，所以如果希望從錢著《中國經濟史》中看到現代經濟學框架本來就是南轅北轍，應該知道，錢著最大的價值就是書中的文獻以及點評，如果一味以現代經濟學框架對應，無異于買櫝還珠。
上述批評，實在有點類似錢穆先生所言，過去中國學者研究歷史之缺點，除了史學與經學不兼通，更在于用西洋歷史模式結論套入中國歷史，“如西洋有羅馬奴隸社會，但中國沒有。又中國之皇位為世襲，傳其子孫；羅馬則不然。英國則可傳女兒。故中西歷史大相徑庭，中國之歷史實應讓西方人作參考。”
錢穆先生一生并未上過大學，少年因南京鐘英中學停辦而輟學，“年十八歲，即輾轉鄉村，執教謀生”。但這個高中沒畢業的鄉野少年卻從此走上自學之路，廣泛涉獵經、史、子、集，在十多年后以《劉向、歆父子年譜》轟動學界，與當時已功成名就的胡適先生并稱國學領域的“北胡南錢”。支撐其一路所行，大致還是其學生余英時先生所言“一生為故國招魂”，安身立命之本還是文化。
回看錢穆的時代，他對于經濟史的探索和貢獻也只能于此了，正如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所言，“我們治中國經濟史，須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體系中來此表現。若專從經濟看經濟，則至少不足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史。”
錢穆不專門從經濟看經濟的要點，可見其立足點仍舊在于文化。錢穆離開新亞書院之后，在臺灣生活了多年，恰恰臺灣社會自那時起也發生了很多變化。
今天看來，很難說錢穆先生是樂觀還是悲觀，但他的期待其實很早也已注定，就像抗戰時在烽火下寫作《國史大綱》，背后還是離不開家國情懷。《國史大綱》開篇即言明，“凡讀本書者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只是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隨附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抗戰時期寫作條件之差，難以言表，但那時的學者作品數量并不少，錢穆先生那代人心跡，由此可知。
就方法而言，中國人很早也注重經濟史，但經濟實踐往往超過結論，就像有最早紙幣“交子”而非成型貨幣思想。此外，經濟思想大概一開始與希臘家庭管理不同，被視為國家大事，《書·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后“食貨”一詞就有經濟史的含義，陶希圣主編的著名經濟史雜志即用此名。經濟史在中西皆有低潮，重新定位以及理解都是同輩應盡義務。正如熊彼特所言，“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的過程。”這意味著我們理解經濟學，離不開歷史，而追溯經濟史，本身就是對當下和未來的思維。
我常常覺得，分析經濟，數據、邏輯、歷史三者俱備最佳，數據和邏輯談的人已不少，但歷史則很少，尤其是經濟史（金融史更甚），歷史和經濟兩個門類近乎老死不相往來，其學者往往要么歷史出身要么經濟出身，再好一點也是顧此失彼。
經濟學家大師熊彼特以經濟分析傳世，但他認為“經濟"科學"家與一般對經濟問題想過，談過和寫過文章的人之間的區別在于，"科學"家掌握了三門基礎學問：歷史，統計和"理論"。這三門學問合在一起構成我們所謂經濟分析……三門基礎學問之中，包括直至今天為止的事實在內的經濟史是最重要的一門。照我現在的愿望，假使我要從頭開始研究經濟，而又只能在三門中由我選擇一門來研究的話，那么我要選擇的是經濟史。”
對于中國經濟史更是如此，我近年越來越覺得重新梳理中國經濟史尤其重要，但必須理解中國經濟和西方發生機制以及運行條件大不同。目前連材料史實都在探索之中，若此時就追求框架甚至分析方法，或許只是空有架子。
正如吳承明等經濟史學者所言，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科學。二次大戰后西方的經濟史學公認的有三派，“一是20世紀30年代興起的法國年鑒學派進入第二代，形成以布羅代爾為首的整體觀史學。二是以福格爾為首的計量史學。三是以諾斯為首的新制度學派經濟史學。”
現代社會中經濟日漸重要，正如匈牙利政治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所言，“近代以來，與經濟嵌入到社會關系相反，社會關系被嵌入經濟體系之中了。”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變革變化之中，制度變化維系于觀念變化，而觀念則植根文化。“文化無高下，制度有高低”是一種理想狀態，如何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取舍，曾是錢穆那代人的人生難題，我們在當下也難以回避。林毓生先生所言對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可謂不易。或許從讀錢穆讀中國經濟史開始，也是一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