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權力為水利工程建設和水資源的集中與分配起到過極其重要的作用，但一旦有機會，權力總會極盡可能率先“反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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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史蒂文·米森
休·米森
出版：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
水孕育了人類文明，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所有生命均與水密切相關。可是，直到科學技術看上去已相當發達的今天，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卻依然十分有限，至今仍舊無法完全駕馭水。對于缺乏有效工具設備特別是對自然規律還沒有足夠認識的古人而言，無論利用還是治理水資源，其艱難程度遠非今天所能想象。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尚未掌握數年一遇攻關技巧的古人卻給今人留下了跨越千古的文明印痕——在史蒂文筆下，無論是羅馬城的地下管網，還是中國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在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如此卓然的成就，很難與權力撇清關系。
一生致力于研究水和文明的起源以及人類大腦和語言的進化的史前史考古學教授、英國最高學術機構不列顛學術院院士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在《流動的權力：水如何塑造文明》這部專著中，通過實地考察肥沃新月地帶的費南谷地、古希臘的克諾索斯王宮、納巴泰的卡茲涅“寶庫”、古羅馬的引水渠和卡拉卡拉浴場、古代中國的都江堰、吳哥王國的“內陸海洋”、美洲瑪雅文明和印加帝國的馬丘比丘等10處治水文明遺址，嘗試梳理出古人如何控制、利用和爭奪水資源以及水如何影響文明興衰的歷史。
催生水權力的“水壤”
從史蒂文介紹的10處文明遺址考古發掘結果可以看出，在人類文明歷史上，引水工程居功至偉。羅馬不惜人力、財力、物力，歷盡千辛萬苦，建設了長達“551公里”的引水渠，其中既有穿越荒郊野外的雙層渡槽，也有鑿山而過的隧道。而始建于7世紀的京杭大運河更是長達1600公里。錢穆在《中國經濟史》中曾詳細描繪了中國上古時代的“井田制度”，這種集中式生產模式，既有利于均衡人力資源種植作物，顯然也有利于水資源的合理分配。公元6世紀，君士坦丁堡“城內修建的蓄水池和水庫多達70座”，儲水設施猶如一個個設計復雜且巨大的地下迷宮。
如果我們將視角進一步延伸，古代人類對水資源的利用和治理，本身與權力的衍生密切相關。當人類逐步告別原始游獵生活，開始過渡到定居的新生活形態時，水因素的考量就必不可缺了。出于持續獲取清潔水源的初衷，人類的定居點大都會選擇靠近方便取水的地方，但隨著人類的繁衍生息，定居點規模的擴大，對水資源的需求也就一路走高。當需求超出自然界的原始供給能力時，集中與分配便不可避免。
集中與分配的首要標志，便是出現改造自然的水利設施。而水利設施的修建縱然可以依賴村落這樣的自發力量，但隨著人類用水和工程規模的逐步擴大，對水資源的依賴程度迅速提升，權力的身影在水資源的集中與分配過程中表現得愈發突出。
如果拋開天災以及戰爭等外來因素，一般情況下，水利工程越是健全的地方，其文明歷史也就越為久遠。建設水利工程本身是資源集中的重要體現，這種集中既體現在水源的集中調度與合理分配上，也充分體現在人力以及其他社會資源的統一調度上，甚至還包括水資源的商業開發利用。顯而易見，無論哪種形式的集中與分配，都離不開權力這一堅強后盾。換言之，水資源的集中與分配需求，是催生水權力的重要“水壤”。
水權力的精英化趨勢
權力介入水資源的集中與分配過程并非順理成章。一方面，人們意識到權力在水資源的調配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權力要想有所作為就必須滿足“取信于民”這一前提。在缺乏現成權力孕育架構情況下，從正常途徑實現權力管理水資源的“公信力”乃天方夜譚，或者說難以被公眾接受。正是基于這樣的現實困難，古人很容易便想到那些超自然力量的所謂神靈。
沒有人會懷疑神靈的力量，沒有人敢對神靈提出質疑。在更早的遠古時期，由于人類對自然規律認知的局限性，雖然各種文明遠隔千山萬水，但從發掘的文明遺址以及流傳下來的史料看，借助神靈力量以及五花八門的宗教儀式取得權力的合法性，幾乎成為各個文明的共同選擇。神靈力量的頻頻出現，顯然更有助于統治人心，同時也為權力的“合法”讓渡提供了可能。
所以我們看到，在各種文明中神靈身影無所不在。“神創造水并控制水，是蘇美爾神話的主題”；“在古羅馬，人們把水當成神來崇拜”；李冰父子為了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不得不通過造假以便“征得”河神同意，從而達到凝聚人心目的；吳哥文明“相對于為臣民們止渴，國王們更渴望討好印度教的神靈”……神靈本身是天賦權力的一種象征，在這種推崇神靈權力的過程中不能忽視一個關鍵因素，即社會精英階層牢牢壟斷了與神靈溝通的話語權，巧妙地實現了虛無神靈權力與精英階層意愿的有機統一。
拜神靈所賜，權力的合法性終于不再是社會的主要困難，然而權力本身又很快成為問題。水不是貨幣，以今天的思維，即便缺水已上升為許多國家、許多城市的重要問題，但我們還難以將水與“奢侈”兩字掛起鉤來。然而，史蒂文以他的考古探索告訴我們，當一種資源出現緊缺，或者權力牢牢控制資源分配大權而難受制約時，資源的功利化現象便不可避免，而功利化的背后往往又是權力的精英化。
羅馬人崇拜水，對水的生活化利用走在其他文明前列，比如浴場、洗廁等等，但因大量過度使用，原本尋常的水資源逐漸淪為奢侈的盛宴。奢侈本就是社會等級化的產物，沒有平民百姓可以過上奢侈的生活。吳哥國王關心的不是灌溉與防洪，而是圍繞水主題修建人間天堂。而“古典時期，作為漫長旱季至關重要而又稀缺的資源，水被瑪雅精英層操縱，以此達到集中和控制權力的政治目的”……雖然權力為水利工程建設和水資源的集中與分配起到過極其重要的作用，但一旦有機會，權力總會極盡可能率先“反哺”自身。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當統治者越來越意識到水對人類的重要意義時，為達到強化統治目的，千方百計控制水資源便成為他們不約而同的理想選擇。這一點，有點像我國古代的“鹽經濟”。食鹽獲取技術雖然并不復雜，但統治者為了達到控制臣民、獲取稅收目的，對食鹽實行官辦專營。自此，能從事食鹽行業者，非巨商即大賈。隨之而來的是，那些權力反叛者首先必須接受缺鹽的困擾。雖然考古發掘結果未能證明這10處文明中有水被直接商品化的跡象，但水不僅實現了對人類基本生活的供給，同時也成為商業溝通的重要橋梁，比如“洪水迫使霍霍坎人更加密切合作”，霍霍坎人發明了通過球賽實現貿易的新路徑。開掘于一千多年前的京杭大運河至今在市場經濟中仍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水孕育了文明，一定程度上也孕育了權力，但水對人類的回饋不可能永無止境。在史蒂文調查的10處古文明遺跡中，“灌溉曾使蘇美爾文明輝煌一時，但是在導致土壤鹽堿化之后，灌溉又成為蘇美爾文明走向滅亡的罪魁禍首”；干旱居然會成為繁榮了1500年的瑪雅文明迅速走向沒落的導火索；在“降雨量整體下降的情況下”，只敬神權不顧民生的吳哥終因水利系統失靈而走向了衰敗；當霍霍坎人“新的領導者曾經宣布神靈賜予他統治的權力，但是當他們抵御不了干旱和洪水時，這種權力也不復存在了”。當權力運轉失靈，需要集中眾多資源才能上馬的水利工程幾成奢望，結果霍霍坎人因無力修建水利工程不得不重回游獵的“返祖”之路……
回首人類認識水、利用水、管理水的滄桑經歷，本身也是人類文明曲折發展的艱難求索。眾所周知，荀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指乃是統治權力。其實歸結到水資源的開發利用上，這一邏輯同樣適用。水資源的開發利用孕育了權力，但如果權力支配者不能做到有效保護和科學開發水資源，甚至肆意濫為、違背自然規律，那么最終大自然必定會讓我們加倍償還。從這層意義上說，史蒂文·米森所考察的10處考古遺跡，又何嘗不是一個個水資源開發與利用的經典案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