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互聯網納入大規模監控系統當中所產生的效果，與以往任何國家監控項目都大不相同。以往的監控體系由于條件所限更具局限性，也便于規避，而允許監控體系在互聯網生根發芽則意味著所有形式的人類互動、規劃甚至想法都會受到政府的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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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格倫·格林沃爾德
出版：中信出版社 |
2005年秋，并非出于什么宏偉計劃，我決定創建一個時政博客。當時，我對這一決定最終會以多大程度改變我的生活一無所知�！�9·11”事件之后，美國政府內部采納了激進和極端的理論，我對此日益警覺，希望能就這類話題進行寫作，以便能比當時的工作——憲法和民權律師帶來更大的影響。
在我開博7周后，《紐約時報》就扔下重磅炸彈，稱2001年布什政府曾秘密下令，要求國家安全局（NSA）在事先未獲得相關刑法所規定的搜查令的情況下監聽美國人的電子通信。該報還透露，這種無證監控已持續了4年之久，至少鎖定了數千人作為監控對象。
這一話題與我的興趣熱情和專業技能極為契合。政府試圖為國安局的秘密計劃尋找說辭，借助了同樣極端的執行權理論，而這正是促使我當初開博的原因，即恐怖主義威脅的概念賦予了美國總統幾乎無盡的權限，為“維護國家安全”可采取一切手段，甚至包括違反法律權限。隨之而來的討論，引發了復雜的憲法和法律解釋問題，而我的法律背景使我能充裕地應對這一局面。
在接下來的兩年內，我在博客和一本2006年的暢銷書中，對無證竊聽丑聞的方方面面作了分析研究。我的立場直截了當：美國總統下令非法監聽已觸犯法律，必須應對此擔負責任。在美國愈演愈烈的強硬外交政策和高壓政治氣候中，這一立場必定極受爭議。
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數年之后，愛德華·斯諾登選擇我成為他的第一聯系人，在更大范圍中披露國安局的丑行。他相信我可以充分認識到大規模監控和極度國家保密措施的危險性所在，而且不會向政府及其媒體等機構的諸多同盟勢力所施加的壓力退讓低頭。
斯諾登將手中掌握的大量絕密文件轉交給我，與此同時，斯諾登本人也經歷了極富戲劇性的遭遇，這在全球范圍內對大規模電子監控的威脅以及數字時代的隱私權價值產生了史無前例的興趣。但是背后深層次的問題由來已久，大部分都是在暗中進行。
在目前的國安局監控爭議中，的確有許多不同尋常之處�，F在的科技水平使得無孔不入的監控成為可能，而這一切在以往只存在于最富想象力的科幻小說家的作品中。此外，“9·11”之后，美國在安全方面存在的脆弱性極大地促進了有利于濫用權力的政治氣候的形成。感謝斯諾登的大無畏精神以及電子信息復制的相對便利，我們對美國監控體系究竟在如何運作獲得了第一手資料，并能作獨一無二且細致入微的分析。
然而，從某些角度而言，有關美國國安局的報道讓以往無數插曲被重新提及，時間跨度可歷時數百年之久。的確，反對政府侵犯隱私權是美國建國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美國殖民者當初反對法律規定英國官員以隨意闖入任何民宅。美國殖民者后來同意讓政府合法獲得具體的指定搜查證，以針對有證據表明有合理依據做出不軌行徑的個人進行搜查。不過，對全體公民不加區別地全面搜查是違法行為。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將這一理念在美國法律中有深刻的體現。該修正案旨在永久性廢除政府大范圍監控毫無嫌疑的公民的權力。
無論具體技術手段如何，歷史上的大規模監控都具備若干固定的特點。首先是對國家政治持異見者及邊緣人士會首先中招，導致支持政府的人或至少對政府漠不關心的人會誤以為自己與此類事情毫無瓜葛。歷史事實表明，大規模監控設施的存在，無論政府是否使用，都足以對持異見者產生震懾作用。
20世紀60年代，對聯邦調查局的監控調查結果令人瞠目，該機構僅從政治信仰出發，就將50萬美國公民貼上了潛在的“危險分子”標簽，并長期監控。監控目標名單從馬丁·路德·金到搖滾音樂家約翰·列儂，再到女權主義者以及反對共產主義的約翰伯奇協會。但濫用監控并非僅出現在美國歷史上。大規模監控往往是無恥勢力的普遍企圖。在任何情況下，此舉的動機都如出一轍：鎮壓異見，強行要求眾人言聽計從。
由此，實施監控可幫助政府對原本會異彩紛呈的政治信條實現統一。在20世紀之交，英、法帝國均設立了特殊的監控部門，以應對反殖民主義運動的威脅�！岸稹焙�，俗稱“斯塔西”（Stasi）的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成了政府對個人生活侵犯的同義詞。在“阿拉伯之春”期間反抗獨裁執政的民眾抗議活動中，敘利亞、埃及和利比亞等地的政府都在針對國內異見者的監控。
彭博新聞社和《華爾街日報》所做調查表明，在獨裁政府深陷抗議民眾重重包圍之中時，他們索性從西方科技公司大量購買監控工具。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從意大利監控企業Area
SpA調入了諸多員工，他們獲悉敘利亞“迫切需要對人員進行跟蹤”。在埃及，穆巴拉克的秘密警察購買破解Skype密碼的工具，監聽激進分子的網絡通話。在利比亞，據《華爾街日報》報道，2011年，記者和抗議人士闖入了政府的監控中心，結果發現冰箱大小的黑色設備，這些都是來自法國監控企業艾姆斯（Amesys）。這些設備都是用來監控利比亞的主要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的“互聯網流量”，“打開郵箱、破解密碼、潛入在線聊天工具，并勾勒出不同嫌疑人員間的聯系�！�
除非這類權力能得到嚴格的監督控制和問責考量，幾乎很容易會被濫用。若要指望美國政府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開啟大規模監控機器，而且完全不會另徇私情，有悖于歷史中的真實案例，也與人性的所有相關證據背道而馳。的確，即便在斯諾登爆料之前，若認為美國在監控問題上的表現會與眾不同，也絕對是太過幼稚的想法。這種高談闊論，是美國官員談及不與美國結盟的政權時的典型表現。
在過去10年間，出于對恐怖主義的擔心（這其實是源自對實際威脅的一致夸大），美國領導者推出了大量極端主義的政策，導致了侵略戰爭、世界范圍的刑訊制度，未經指控就羈押國外和美國公民（甚至殺害）。無所不在的秘密監控體系在肆意發展，已成為政府最為持久的遺產所在。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互聯網在日常生活中發揮的作用，目前國安局的監控丑聞在規模上絕對無人能望其項背。
特別是對年青一代而言，互聯網不再是只能實施為數不多的幾種生活功能的孤立的幾個域名。它不僅僅意味著是我們的郵件和電話�；ヂ摼W構成了我們生活的核心，幾乎與所有事情都息息相關。我們在網上交友，選擇影片，組織政治活動，創建并存儲最私人的數據信息。我們在網上創造并表達自己最真實的個性和自我感受。
將互聯網納入大規模監控系統當中所產生的效果，與以往任何國家監控項目都大不相同。以往的監控體系由于條件所限更具局限性，也便于規避，而允許監控體系在互聯網生根發芽則意味著所有形式的人類互動、規劃甚至想法都會受到政府的監控。
在互聯網首次得以廣泛應用之初，很多人都認為其潛力無限：網絡通過將政治進程實現民主，調整強者和弱者的競技場，可使億萬民眾不必受到機構的束縛、不受社會或政府的控制，不必有太多恐慌地使用互聯網，即網絡自由對實現這些美好展望至關重要。將互聯網變為監控系統，則會破壞它最核心的潛質。更糟的是，它會將互聯網變為壓迫工具，威脅會制造出最極端、最暴虐的政府入侵武器，
這就是讓斯諾登揭秘意義非凡、舉足輕重的原因所在。通過將國安局令人驚詫的監控能力以及更居心叵測的勃勃野心公之于世，斯諾登讓我們清晰地看到自己正身處極富歷史意義的十字路口。鑒于互聯網的獨特魅力，數字化時代是否將開啟個人解放和政治自由？抑或將帶來無所不在的監視和控制，其力度和范圍遠超過以往最殘暴的暴君夢想中的尺度？在此時此刻，任何一種發展的方向都完全可能。我們所采取的行動將決定我們最終置身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