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沃倫·巴菲特公開宣稱了對金融衍生品風險的擔憂，并將衍生工具定義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巴菲特認為，衍生工具合約中的虧損遲早會暴露出來。按照其看法，美國政府特別是作為金融業監管部門的美聯儲，自1980年代起所推動的放松金融監管政策就是錯誤的。時任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被迫出面回應巴菲特等人的發難。格林斯潘辯稱，金融衍生品是金融創新的重要成果，有助于分散風險，還能加速財富創造。
事實證明巴菲特是正確的，格林斯潘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不僅被迫到美國國會聽證會，就危機上演的責任問題作出解釋，而且在其新著《動蕩的世界》（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中承認對金融衍生品的風險和收益均存在誤判，幾乎全盤接受了十年前對立方的觀點。
實際上，不惟巴菲特，僅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就有很多人對金融衍生品泛濫的風險前景感到擔憂。被稱為“末日博士”的努里爾·魯比尼（著有《末日博士魯比尼的金融預言》，萬卷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印度央行現任行長拉古拉邁·拉詹（著有《斷層線》，中信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等人都曾基于獨立分析，洞察到了隱藏的巨大金融風險。
國際著名的金融衍生品專家、曾在多家跨國頂級投行供職、為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央行提供過金融培訓的薩蒂亞吉特·達斯，2006年在美國出版了《交易員、槍和鈔票》一書。這本書以金融衍生品資深交易員的“在場者”身份，揭示了以華爾街為中心的全球金融行業在衍生工具和風險管理多方面的亂象，預言將因此引爆金融危機。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交易員、槍和鈔票》一書成為國際暢銷書，書中記載也成為美國等一些國家的監管部門建立針對投行的監管體系的重要依據。
書中第2章“美麗的謊言：賣方的故事”生動的描繪了金融衍生品設計者和零售商曾長期存在的交易亂局。美國投行在衍生品銷售中，采用各種“上不得臺面”的手法，并且，銷售部門與衍生品業務部門、風險管理部門之間的協作配合也不緊密，投行內部利益紛爭突出，溝通和解決問題成本的增加顯然使得風險更難以被洞察及化解。而各家投行為了爭奪明星交易員而放松內部監督的普遍做法，則變相為交易員在交易中不受任何約束的冒險開了方便之門。薩蒂亞吉特?達斯在這一章中對華爾街投行海外分部管理的形同虛設，也提出了警告。
與第2章形成對應的是，書中第3章“真實的謊言：買方的故事”。這一章對包括亞洲國家主權財富基金在內的全球投資者，購買華爾街兜售的“有毒”衍生品的盲目作了大量鮮活而具體的描繪。
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許多人在發表衍生品風險不值得擔憂言論時，常常提到華爾街投行完善嚴密的風險內控程序。薩蒂亞吉特?達斯多年來見證了公眾形象良好的諸家華爾街投行的風險內控真相，在書中解釋了為什么投行內控會無法遏制風險甚至起到誘發更大風險的作用。他還質疑了交易員們所深信不疑的衍生工具所依賴的數學模型的有效性，投行形成了緊密利益關系的評級機構的所謂獨立性，最終于2006年就發出金融衍生品虧損爆棚、金融危機爆發的驚人預言。
因為經濟和金融體制的特殊性，我國沒有直接卷入到2008年金融危機，金融衍生品的發展也還遠沒到達到美國的水平，風險自然要低得多。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就不存在像薩蒂亞吉特·達斯所揭示的衍生工具亂象，有關監管部門的監管意識、秩序框架和反應速度相比金融危機前的美聯儲仍有差距。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國目前仍需大力促進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開放水平，減少對金融行業過度的、不必要的管制，在此過程中又要建立起有效的監管，避免任何可能觸發系統性危機的重大風險——如何做到開放與監管的平衡，正構成對改革者和監管部門的重大考驗。同樣，因為全球化、互聯網金融等熱門利好而扎堆金融創新的我國金融機構，也需吸取美國同行的教訓，切實建立起有效的風險管理體系，《交易員、槍和鈔票》可以在這方面提供有益參照。
（作者授權，經濟參考網獨家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