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來好像沒有辦法可以擺脫這種殘酷的循環。如果這些政治經濟學家們對社會發展指數有所了解的話，他們很可能會指出盡管發展的極限瓶頸被稍微推高了一點，但它仍然是和以前一樣難以撼動的。他們很可能會興奮地了解到西方的指數于1773年趕超了東方，但肯定會說這些實際上無關緊要，因為鐵一般的規律禁止任何指數上升得更高。政治經濟學科學地證明了沒有任何事情會真的改變。
當康熙大帝于1722年去世的時候，社會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過去曾經有兩次，分別是公元1世紀左右的羅馬帝國和1
000年之后的中國宋王朝，社會發展指數曾經達到了43分，但是災難隨之而來，將社會發展再次帶入低谷。盡管如此，到1722年草原通道已經被關閉了，天啟四騎士之一已經死掉了，社會發展也沒有在達到高峰的時候崩潰。相反的是，新的邊境以及草原的邊緣地帶使得東方社會發展繼續上升，而與此同時，歐洲西北部的人們，因為中國和俄羅斯帝國的努力而免于草原民族遷徙的威脅，在大西洋上開辟了新的邊境。西方社會發展比東方更為迅速，并且在1773年（或者在那前后）趕超了東方。在歐亞大陸的兩端都可謂一個新的時代。
或許有人要問，是這樣嗎？如果羅馬帝國時代或者中國宋王朝時期的人們被放置到18世紀的倫敦或者北京的話，不論男女，他們肯定會對許多事情都感到驚奇。比如說槍支，或者美洲新大陸，或者煙草、咖啡和巧克力。至于流行時尚方面—假發？滿族人的大辮子？緊身衣？裹著的小腳？啊，什么樣的時代！啊，什么樣的習俗！他們會不禁發出這樣的感嘆，就像西塞羅過去喜歡說的那樣。
但是很多方面，事實上非常多的方面，應該都看起來非常熟悉。現代世界以火藥為裝備的軍隊肯定比古代的要強大很多，而且比之古代，現代有更多的人可以讀書識字，但是不管東方還是西方都不能自豪地宣稱擁有像古羅馬或者中世紀的開封那樣有著數百萬人口的城市。
盡管如此，最重要的還是，來自過去的人們會發現盡管社會發展比過去上升得越來越高，人們推動社會發展的方式卻與羅馬人和中國宋朝人們采用的方式無異。農民們在使用更多的肥料，開挖更多的溝渠，循環種植農作物，減少休耕。工匠們在燃燒更多的木材以鑄造金屬，當木材變得稀少的時候，又轉而使用煤炭作為能源。人們飼養更多、更大的動物來幫助轉動車輪、提拉重物或者在更平坦的道路上拖動更好的馬車。風能和水能被更高效地利用起來，用來粉碎礦石，碾磨谷物，在改造的河流以及人工運河上拖曳船只。但是，盡管宋朝和羅馬時代的人們很可能會承認18世紀的很多事物比11世紀或者公元1世紀時要更大、更好，但他們可能不會承認事情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這就是麻煩之處。對大草原和海洋的征服并沒有突破羅馬人和宋朝人在43分左右所經歷的瓶頸，只是將其推得更高一些，而到18世紀20年代時已經出現了警示的信號，顯示社會發展再次被拉到了極點。圖9–2的左半部分所顯示的實際工資，情形就不是很樂觀。到18世紀50年代時，各個地方的生活標準都在下降，即使在歐洲經濟最為活躍的西北部地區也不例外。隨著東西方核心地區極力想將這一極值推得更高，時局變得越來越艱難。
接下來應該做什么呢？北京的官僚們、巴黎出入沙龍的人們以及每位自尊自愛的知識分子都競相拋出不同的理論。一些人認為所有的財富都來自農業，因此開始勸說統治者對那些抽干沼澤或者在山坡上開墾梯田的農民們施以仁慈，減免他們的稅收。從中國的云南到北美的田納西，棚戶和小木屋延伸到越來越遠的、未開化民族狩獵的森林地區。其他理論則堅持認為，所有的財富都來自貿易，因此統治者們（經常是同樣的那幾個）將越來越多的資源用于搶劫鄰國的商業，使鄰國變窮。
在這一點上又有著巨大的差異，總體來說，西方的統治者們（自從15世紀以來他們就一直在進行著激烈的戰爭）認為戰爭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但是東方的統治者們（通常戰爭打得不那么激烈）認為戰爭不會解決問題。日本就是這樣一個極端的例子。在1598年從朝鮮撤軍后，日本的統治者就此決定對外征服沒有任何利益，而到17世紀30年代時，他們甚至得出結論，認為對外貿易只會使他們流失諸如銀和銅之類的貴重貨物。中國和荷蘭（1640年時唯一準許進入日本的歐洲國家）的商人們被限制在日本長崎狹小的貧民區里，而妓女是唯一允許進入這個地方的日本女性，因此對外貿易的減少就毫不奇怪了。
遼闊蔚藍的海洋保護了日本不受侵略，因而直到1720年日本社會一直繁榮興旺。日本的人口翻倍地增長，江戶甚至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米飯、魚和豆子代替了廉價的食物，出現在大多數人的食譜中。和平主導著這片土地：普通日本民眾自從在1587年將他們的槍支上繳給豐臣秀吉以后，再也沒有重新武裝自己。即使是脾氣暴躁易怒的武士們也同意通過劍術來解決他們的爭端，這一點使得19世紀50年代恃強凌弱侵略日本的西方人士驚訝不已。“這里的人們好像很少知道如何使用火槍，”一位西方人這樣回憶道，“這給一位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認為對武器的無知是一種反常，象征著原始的純真和田園式的單純，要知道，他可是從孩提時代起就看到孩子們舉槍射擊的。”
但是，1720年后情形就逐漸不容樂觀了。日本的人口達到了極限，沒有技術上的革新與突破，想要在這片擁擠的土地上擠出更多的食物、燃料以及住房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沒有對外貿易，日本人也無法從外面獲得更多的物資。日本農民們展示了令人吃驚的獨創性，日本的官員們也意識到燃料危機對他們的森林植被造成的損害并開始積極地保護森林，日本的精英文化因此轉向一種樸素美麗的、旨在保護資源的簡約主義。盡管如此，食物價格仍然不斷上升，饑荒越來越多，饑餓的暴民們走上街頭進行抗議。日本不再是世外桃源。
日本之所以選擇了這一極端的道路，唯一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日本國土安全的一大確實可信的威脅—也選擇了同樣的道路。中國廣闊的、開放的疆域意味著中國的人口在整個18世紀會一直持續增長，但是清王朝還是不斷地將大洋之外的危險世界拒之門外。1760年中國所有的對外貿易只限于廣州這一通商口岸，而當英國東印度公司于1793年派遣馬戛爾尼勛爵（1st
Earl
Macartney）向清政府抱怨貿易的限制時，乾隆皇帝斷然回復道：“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對于更多的接觸，他總結道，“于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于爾國亦殊覺無益”。
西方的統治者們很少會贊成乾隆皇帝閉關鎖國的觀點。他們所生活的世界并不像中國的清王朝那樣由一個大帝國所主宰，相反，這是一個充滿了爭吵與不斷的權力轉換的世界。正如大多數西方統治者所觀察到的那樣，即使整個世界的財富是固定的，一個國家也總是可以爭搶到這個蛋糕中最大的一塊。用于戰爭的任何弗洛林（英國舊貨幣單位）、法郎或者英鎊都會得到相應的回報，而只要有一些統治者這樣想，所有國家的統治者們就都不得不做好打仗的準備。西歐國家的軍備競賽從來沒有停止過。
歐洲的軍火商們不斷地改進他們的貿易工具（更好的刺刀、預先包裝好的彈藥盒、更快的發射裝置），但是真正的突破還是來自更科學地管理、組織暴力。紀律—諸如制服、約定的軍銜、為那些隨心所欲的軍官們而建立的行刑隊（普通士兵與之相反，總是受到殘忍的懲罰）—取得了奇跡般的效果，而全年制訓練的增加更是創造了能夠進行復雜的軍事演習和穩定射擊的戰爭機器。
這些井然有序且訓練有素的戰爭機器為了掠奪更多的荷蘭盾（荷蘭及荷屬殖民地的貨幣單位）而發動戰爭，造成了更多的傷亡。之前荷蘭與它的敵對國家常常與私人簽訂合同，讓簽訂者雇傭大群的暴民殺手，可是不定期甚至從不付給殺手們雇傭金，讓這群烏合之眾從普通老百姓那里敲詐。但是后來它們都相繼摒棄這一廉價而骯臟的傳統。雖然戰爭仍然可怕，
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限制。
在海上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在那個年代，海盜橫行，他們跳下海盜船，將搶來的寶藏埋藏在島嶼上。于是英格蘭發起一場新的打擊海盜的戰爭，這場戰爭就像中國在16世紀發起的那場戰爭一樣，打著反對貪腐、振興國家的旗號，但也只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當時有個臭名昭著的摩根船長（一位17世紀來自威爾士的加勒比士兵，后來成為一種朗姆酒的代名詞）無視英格蘭與西班牙簽訂的和平條約，在1671年對西班牙在加勒比的殖民地進行大肆掠奪。但是在他的那些身居高位的支持者的幫助下，他居然獲得了騎士頭銜，甚至爬上了牙買加總督的位置。
就這樣一直持續到1701年。那時同樣臭名昭著的基德海盜船長搶劫了一艘來自英格蘭的船。被發現后，他的船被強行拖到倫敦。在倫敦，當他獲知那些身居高位的支持者（包括當時的國王）不能或不愿意幫助他時，他用最后一先令買了一瓶朗姆酒。隨后他就被送上了絞刑架，在絞刑架前他大聲高呼“我是這個世界上最無辜的人”，聲音大得幾乎把絞索震斷了。在從前這也許可以救了他，但在那時卻是不可能的。人們不得不用第二根絞索來結束他的性命。
直到1718年，英國海軍包圍了黑胡子海盜（愛德華?蒂奇，18世紀橫行加勒比海地區最臭名昭彰的海盜。著名的“黑胡子”這個外號就來源于他那滿臉零亂而又盡顯狂野的黑色長胡子。“黑胡子”在全盛時期擁有由4艘帆船組成的海盜艦隊，其中“復仇女王”號是他的旗艦），而當時沒有人愿意去救他。當時人們花了比處決基德更大的力氣來對付他—對著他開了5槍并且捅了55刀，但最后還是那些水手結果了他的性命。雖然那一年在加勒比發生了50次海盜掠奪，但到了1726年，海盜掠奪只出現了6次。海盜橫行的年代結束了。
打擊海盜是要花錢的。只有財政上有了更大的發展，組織領導上才能提高。事實上沒有一個政府能夠承擔每年士兵和水手巨額的供給。但是荷蘭政府再一次找到了解決方法—信貸。俗話說只有錢才能生錢，荷蘭有穩定的商業收入，有可靠的銀行處理現金，同時那些商業大亨還能夠以較低的利率借來更多的錢，可以用比那些愛揮霍的敵人更長的時間來還清債務。
英國曾經一度跟隨著荷蘭的步伐。到1700年時，兩國都擁有自己的國家銀行，并且通過證券交易所發行長期債券來管理公共債務。為了解除放貸者的顧慮，政府通過征稅來償付基金的利息，其結果讓人稱道。正如丹尼爾?笛福（新海洋航道的史詩巨著—《魯濱孫漂流記》的作者）所解釋的那樣：
信貸制造了戰爭與和平，組建了軍隊，裝備了海軍，發起了戰爭，包圍了城鎮。總的來說，與其把它叫作金錢，還不如把它叫作戰爭之源更為合適。信貸迫使士兵戰斗，卻不付給他們報酬；讓海軍前進，卻不給他們提供保障。但是只要它高興或是有需要，它就會給英國財政部與銀行帶來數百萬的收入。
無窮無盡的信貸意味著無休止的戰爭。大英帝國通過與荷蘭長達20年的戰爭，才從后者手中搶來了最大的貿易份額。然而這個勝利只是為接下來的一場更大的爭奪鋪平了道路。法國的統治者們似乎有意建立一個陸地帝國，擺脫哈布茨堡家族的控制（歐洲歷史上支系繁多的德意志封建統治家族）。英國的政治家們害怕了，他們擔心“一旦法國在陸地上無所畏懼，他們一定會在海上毀滅我們”。
當時英國的首相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堅持認為解除這一擔心唯一的方法是“通過德國來征服美洲”，同時為大陸聯盟提供資金，使法國在歐洲受限，這樣英國就可以侵吞海外殖民地了。
在1689~1815年的一半的時間里，英國與法國一直都在交戰。這一戰爭始于1689年，當時法國第一次侵略英國，卻以失敗而告終。1815年，威靈頓最終在滑鐵盧打敗了拿破侖，英法戰爭才得以結束。這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爭奪不過就是一場西方內戰—一場為了爭奪歐洲核心位置的戰爭。大批的軍隊在德意志攔擊戰斗，并在佛蘭德斯挖掘戰壕。在暴風雨肆虐的法國海岸，在地中海波光粼粼的海水中，雙方士兵登上彼此的船只，互相展開廝殺。在美洲西部與孟加拉的叢林中，這些歐洲人特別是當地的聯軍展開了更為艱苦的戰斗。這些獨立游擊的戰役使這場西方內戰演變成了一場世界范圍內的戰爭。戰爭中不乏勇敢與背叛的事例，這些足以寫出好幾本書來。但是真正的故事在于英鎊、先令、便士之中，即金錢利益當中，信貸持續不斷地為英國軍艦、軍隊提供補給，但是法國人卻沒有足夠的錢來支付軍費。在1759年，曾有一位身居高位的英國人自夸說：“勝利的鐘聲頻頻在我們國家響起，我們的鐘因而被敲打得破舊。”到了1763年，法國別無選擇，只好簽署條約放棄他們大部分的海外領土。
盡管如此，西方社會的戰爭還沒有成功一半。即使是英國人也感覺到了財政資金的緊張，因而不得不試圖讓美洲的殖民者們為英法戰爭埋單。而當這一不高明的主意于1776年引發起義的時候，法國人用金錢與艦船來資助起義者，使得一切都不同了。即使是英國作為日不落帝國的威望，也不能制服三千英里之外的決心堅定的起義者們以及另外一個超級強國。
盡管如此，財政上的利益還是可以減輕失敗的刺痛。在任何合理的世界里，將美洲輸給那些受法國啟蒙運動啟迪的革命者們本應該會使英國的大西洋經濟破產，并在歐洲開創一個法國帝國的統治。皮特也曾經同樣擔心，警告英國民眾說如果英國輸掉戰爭，他預計英國的每一位紳士都要變賣家產遠渡重洋到美洲去，但是貿易與信譽再一次拯救了英國。英國逐漸還清了欠款，保證它的艦隊一直在海上巡航，繼續運送美國人需要的各種物品。到1789年時英美貿易又回到了革命前的水平。
然而，對于法國人來說，1789年卻是一場災難。為了贏得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路易十六積欠了大筆無力歸還的債務，因此不得不召集貴族、僧侶和富裕的平民們，請求增加新的賦稅，但是結果卻是平民們發動啟蒙運動來反對他。富裕的平民們大聲宣揚著天賦人權（兩年之后，還有女人的權利），發現他們自己一邊發動了這一反抗和內戰，而一邊又試圖置身事外。“讓恐怖成為這個時代的秩序！”激進主義者大聲叫喊著，然后處決了他們的國王、國王的家屬以及成千上萬他們的革命同胞們。
再一次地，合情合理的估計被歷史的現實打亂了。美國的革命沒有使英國順利成為西方的主宰，而是創造了新的大規模戰爭的形式，在其中令人興奮的幾年中，法國的天才將軍拿破侖似乎將會最終開創一個歐洲大陸帝國。1805年，他召集法蘭西帝國大軍，試圖進行自1689年來第四次對英國的入侵。“讓我們堅持6個小時，渡過英吉利海峽，”他告訴自己的軍隊，“我們就會成為世界的主宰！”
拿破侖沒有得到那6個小時，盡管他將英國商人關閉于歐洲的所有港口之外，使之成為英國商人們的最大夢魘，他還是不能摧毀英國的經濟實力。1812年時，拿破侖控制了歐洲1/4的人口，并且一支法國軍隊最遠還侵略到俄國的莫斯科。兩年之后，他卻已經失去了大權，而一支俄國軍隊（由英國人出錢資助）卻打到了法國巴黎。1815年，維也納大會上的外交官們通過反復的協商達成了一些條款，而這些條款將在接下來的99年中削弱西方戰爭。
這些戰爭最后有沒有帶來一些不同呢？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是的。在英法沖突前夕的1683年，維也納也曾處在一支土耳其軍隊的圍攻之下，但是當英法兩國于1815年在此集會的時候，西方戰爭卻已經極大地推動了西歐的火藥、軍隊紀律以及經濟發展，而土耳其軍隊也再未光臨過。當拿破侖于1798年入侵埃及的時候，奧斯曼帝國不得不依靠英國才能將其趕出去，而在1803年不到5
000人的英國軍隊（有一半的人還是在當地征召的，然后加以歐洲射擊術方面的訓練）在阿薩耶對人數是他們10倍的南亞人進行掃射。很明顯，軍事實力的平衡已經打破，優勢轉移到了西歐。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情況卻又并非如此。盡管存在著許多的戰爭和轟炸，實際工資水平卻在1750年以后持續下降。自18世紀70年代以后，一群自稱政治經濟學家的學者將所有科學和啟蒙的工具都用于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從自己的研究中得到的結論卻不是很好：他們宣稱，鐵一般的規律統治著人性。首先，雖然帝國的興起與對外擴張可能會提高生產力和收入水平，但人們卻總是會將多余的財富轉化為更多的孩子，而孩子們空空的肚子則會消耗掉額外的財富。其次，更糟糕的是，當這些孩子們長大成人需要一份工作時，他們之間的競爭又會使工資降低到饑餓邊緣的水平。
看起來好像沒有辦法可以擺脫這種殘酷的循環。如果這些政治經濟學家們對社會發展指數有所了解的話，他們很可能會指出盡管發展的極限瓶頸被稍微推高了一點，但它仍然是和以前一樣難以撼動的。他們很可能會興奮地了解到西方的指數于1773年趕超了東方，但肯定會說這些實際上無關緊要，因為鐵一般的規律禁止任何指數上升得更高。政治經濟學科學地證明了沒有任何事情會真的改變。
但是接下來情形卻真的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