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什么？很多時候，就是讓制度與現象相符合，“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合法的框架里進行”。盡可能減少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實際執行另一套的慣例。周其仁教授在《改革的邏輯》一書的序言中就舉例說明了這一點：內地民航客機落地時，都會廣播讓乘客不要立即打開手機，但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而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空姐廣播卻是允許乘客打開手機。這意味著內地航空公司宣稱的，客機落地還沒有停穩前，乘客打開手機會干擾安全滑行的說法是不成立的，是一種毫無意義的、也得不到乘客配合執行的多余要求。
很顯然，這樣的多余要求大量保持下去，乘客在自認為不影響飛行和降落安全的情況下，為了方便，就會頻頻沖破前述要求，從而也形成對民航管制規范的不尊重習慣。周其仁教授就總結說，不少經濟管制、法規、政策，根本就很難執行，事實上也并無延續的必要，但就是取消不了，“弄來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過日子”。
“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合法的框架里進行”，這個叫做改革（應有）的邏輯。周其仁教授去年9月出版的《城鄉中國》（上）、《改革的邏輯》兩本書，由他近幾年來的媒體專欄文章和訪談依主題整理而成，貫穿其中，反復闡釋和強調的，就是呼喚改革者要遵循改革的邏輯，為現階段改革注入新動力，在新一輪改革中解決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
新一輪改革應造就穩定的規則
新制度經濟學鼻祖、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在其遺作《改革中國》（中信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中曾提出，中國的改革開放體現為二元化結構，自上而下是中共領導集體發起的體制改革、對外開放，這方面最顯著的成果就是深圳等一批經濟特區的建立，自下而上則是中國城鄉民間涌現出所謂的“邊緣革命”，包括包產到戶、工商個體化的大量涌現、鄉鎮企業的階段性發展。科斯指出，民間“邊緣革命”造就了中國改革開放不可逆轉的發展路向。
周其仁教授在《改革的邏輯》一書中也指出，中國改革遵循了“事后承認主義”，即各地試驗、地方承認，逐漸被吸收為中央政策，最后立法承認。這種做法顯著降低了變革老體制的成本，當然還避免了引發強烈震蕩，有助于改革初期的破局前行。周其仁教授在書中多次肯定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智慧和貢獻。
但也正因為中國改革采取了摸著石頭過河，事后再予以承認的方式，就使得產權的重新界定、企業家職能的發揮、市場經濟框架的完善，以及國家權力的約束與規范等方面，都留下了大量未完成議題。解決這些遺留問題變得相當緊迫，如果再沿用緩慢的試驗+“事后承認”路線，可能會變得遙遙無期。
更重要的是，頻繁試驗、頻繁改革也造成政策、法律、規則的不確定性，必然助長企業、公民乃至地方政府的行為方式投機化——企業、資本行為變得相當短期，因為摸不準現有政策什么時候改，當下的政策利好會在什么情況下驟然變成嚴厲調控；地方政府也要想辦法在國家調控前“搶跑”，搶跑未及的只好自認倒霉。中國改革發展至今，方方面面都面臨與國際社會及經濟體系接軌，要接軌，就得尊重既有規則，讓內部規則變得穩定，“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合法的框架里進行”。也唯有如此，才能從根本上摒除企業和政府等主體的投機化行為。
新一輪改革仍需以農村為突破口
自由市場經濟的優勢發揮，取決于其中各方面的要素資源配置是否合理。如果出現嚴重的要素價格和配置扭曲，就必然導致市場發育的畸形化。中國改革的最重要突破點來源于農村，通過包產到戶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踐，部分的矯正了舊有體制安排。但人們也意識到農村改革并不徹底，“已有改革的成功基礎并不牢靠”。
改革之初，農村、農民因為擺脫了束縛，通過農業經營、非農商貿和鄉鎮企業都獲得了顯著收益。城鄉體制卻延續了下來，農村改革也很快停滯了下來，這就使得農民和農業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20多年里，持續成為“經濟改革風險和壓力默默無聞的承受者”。周其仁教授指出，“包產到戶提高的生產效率，因缺乏全面的深層構造改革，正在遭到交易費用急劇上升的抵消”。大量的農村青年棄農進城，這固然可視為服務于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勞動力流動，但也與務農再度變得不受歡迎有關，許多地方開始出現大面積的撂荒現象。
農村改革擱置的危害就在于，在其他領域大幅度的掀起要素改革，按照市場化價格定價并完善競爭秩序的情況下，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村土地和農產品的市場化都受到過苛限制。我們必須意識到，改革開放以來，許多行業和地方所獲得的改革紅利（發展紅利），正是基于農村要素的半市場化、不完整市場化。特別是在近年來急速掀起的城市化擴張浪潮中，農地轉為城市和工業用地，其中大部分收益成為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為大量政績工程的上馬貢獻了源源不斷的財力支撐。
新一輪改革需要重新以農村為突破口，讓受限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村土地和農產品真正迎來市場化，用契約來劃分利益各方的權利義務關系。周其仁教授在《城鄉中國》（上）、《改革的邏輯》兩本書中，都對重慶、成都等地城鄉綜合配套制度改革試驗區的運作大加贊賞。成渝兩地的上述試驗，根本目標是實現城鄉土地同制、同權、同價，也就是讓長期被扭曲的要素價格重回市場軌道，并借此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和農產品突破現有“半市場化”束縛。這樣一來，地方政府超前推進城市化、濫征亂圈農地發展大項目，成本就將變得空前高昂，將倒逼其將注意力放在城市現有空間的充分利用之上，改變城市擴張的粗放邏輯和模式。
讓市場而非權力驅動城市化
《城鄉中國》一書開篇即反思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現象。出口導向驅動讓中國的許多城市新建城區，以及城市粗放擴張到的近郊地帶，都變成了廠房、倉庫和宿舍。盡管這樣的粗放擴張，也陸續建立起商業和文化配套，看上去頗有新興城市的繁榮景象，其生命力卻相當脆弱，受制于發單的跨國公司，更是經受不起國際金融格局和貿易形勢的風吹草動。
周其仁教授所概括指出的“重工輕城”，其實也可以用“重生產輕服務（消費、文化）”來表達。這樣的城市，公共配套通常都存在嚴重短缺，人們不得不在“糟糕的城市里湊合著過”。并且，因為公民的遷徙自由長期未得到切實保障，就為“重工輕城”的政策依賴提供了條件，城市可以因此拒絕承擔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責任（理由是延續至今的法律體系并未明確允許公民隨意遷徙，遷徙流動的農民工一直以來就是所謂的“盲流”）。這反過來讓農村農地改革變得困難。
在這里，我們不妨再重溫改革的（應有）邏輯：“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合法的框架里進行”。“政策背后是權利安排”，新一輪城市化改革，理所應當解除戶籍限制等與公民遷徙自由相矛盾的障礙，讓改革重心聚焦于“城”而不是“工”，聚焦于打造良好的發展環境而不是單由政府用投資拉動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