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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倫·格林斯潘
出版：中信出版社 |
金融危機震塌了一個常規世界，引發了一系列理念反思，比如要是相信個體理性，那么為何最終卻引發大規模違約，為什么少部分人的冒險卻要讓公眾付出代價？這既沒有效率也不公平，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錯了呢？
原因之一在于，經典的經濟人這一基于人的理性至上的假設，人性中的非理性動力被忽視了。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動蕩的世界》中對于金融危機的反思，也涉及對經濟學模型信念的動搖，承認動物精神在經濟活動的強大驅動力，“所有投機泡沫在其膨脹期內都有著大致相似的軌跡和時間結構。泡沫的產生經常是由于人們越來越相信能實現穩定的長期生產率和產出增速，同時保持穩定的物價水平。”
要解答這一問題，必須回歸人類的本性，甚至對理性人的原型提出質疑。格林斯潘指責經濟人假設為基礎模型在經濟學已占據太久的統治地位，“我們喜歡把人的本性的驅動力界定為理性，而且是其他所有生物不可比擬的。這個說法無疑很合理，但我們距離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描述的理性人的理想原型卻又差得很遠，他們所設想的人完全被理性的長期利益思考主宰。”
未來出路何在呢？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行為經濟學家的研究視角提供了一個方向：直面人類日常思考依賴直覺更甚于理性推理的客觀現實，將日常人性引入經濟分析，甚至取代純粹理性驅動的經濟模型，“危機促使我們去探尋將支配金融活動的動物精神納入宏觀經濟模型的辦法”。
盡管如此，作為安·蘭德門徒的格林斯潘，仍舊肯定理性的作用，“所有這些動物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性的調節，于是我采用了"傾向"（propensities）一詞來較為正式地描述此類市場行為。自啟蒙時期以來，推動生產率提高的技術進步歸根到底是理性思維，隨機的非理性不會生產任何東西。如果不是理性占據主導地位，我們就無法解釋這個星球兩個世紀以來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飛躍。”
其次，格林斯潘將對本輪危機的審視放在長時段之下來考察。他將本輪危機歸結為地緣政治引發的長期利率走低，這直接導致了住房等資產價格的非理性上漲，“本輪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是證券化的美國次級抵押貸款有毒資產，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冷戰結束后的那段時期。地緣政治事件最終導致長期利率以及與之緊密聯系的抵押貸款利率下降，這在稍后帶來了全球性的住房價格上漲。”
作為抗擊互聯網泡沫的成功者，格林斯潘反問：為什么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破滅甚至1987年股災，沒有像2008年的房地產危機那樣引發經濟雪崩？他的判斷是，關鍵在于債務杠桿，而證券化次級抵押貸款的違約增加毫無疑問是那場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回看2008年早期，在監管機構幫助下，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而避免破產命運，這被認為金融危機的先兆，而隨后幾個月規模更大的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則被認為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索；對美國政府不救雷曼的批評迄今不絕，但格林斯潘不以為然，他認為貝爾斯登獲救堅定了雷曼兄弟自認“大而不能倒”的信念，如果允許貝爾斯登破產或許就可避免后面更大的危機：“如果市場承受住了貝爾斯登破產的沖擊，沒有發生傳染性破產，雷曼兄弟公司的風險緊張狀況或許就不會引起更多注意，那就可以在足夠長的時間內逐漸降低自身的風險水平。”
讀這本書，世人最感興趣的是，想來還是格林斯潘有關監管的論述。畢竟這是金融危機的薄弱環節，又曾是格林斯潘的本行。如何避免下一次危機？理想的監管，或許要點就在于使得市場主體更多回歸理性思維，但在現實操作之中則面臨兩難：監管如過于寬松，會鼓勵市場主體冒險，甚至釀成今日危機這樣的局面；而監管如過于嚴苛，則會打擊經濟活力。更關鍵的是，監管者怎么甄別有毒資產，如何判斷何時存在泡沫，尤其在當下市場日新月異之際，誰又來監管監管者？
格林斯潘認為，靠一味收緊貨幣來抵御泡沫做法并不可取，效果可能適得其反，“我們可以在泡沫膨脹的時候將其識別出來，但還不能預見其復雜的解決和崩潰過程，而且下文還將談及，我們也許永遠都做不到。為應對此類事件，政策制定者們必須做出選擇，是否應限制甚至禁止很多市場活動，并且接受這些措施對經濟增長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消極影響。”甚至，監管者過多介入也有可能于事無補。
換言之，格林斯潘仍舊相信市場的力量，他并不認為監管者比市場尤其產品發行方更有能力做出判斷，而且這類嘗試往往會證明徒勞無功，監管者該做的是加大資本金等管理手段，同時讓機構放手去做，“監管者應該放手讓銀行購買他們自己選擇的任何產品（在一定的界限范圍內），但要求銀行有較大數額的一般性股本準備金，作為應對可能發生但難以預先識別的損失的儲備。”
格林斯潘認為，違約的傳染與雪崩現象有很多共同特征，一小塊積雪的崩塌會逐漸積累起勢能，我們很難判斷雪面上的一小塊裂縫是否會觸發大規模雪崩，由于同樣的原因，也很難預先判斷何種事件將觸發大規模金融危機。解決的方法之一就在于資本金。伴隨著機構風險承擔水平顯著提高，機構也該相應充實資本，這一方面可以約束銀行的杠桿化，另一方面即使日后出現危機，損失會有限。
問題在于，如果資本金問題如此顯而易見，為什么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呢？這首先源自大家對于習以為常問題的盲區。為此，格林斯潘講述了一段親身經歷。他剛出任美聯儲主席時，曾在內部會議上“天真”地問道：“你們怎么判斷合適的資本金水平？”但接下來是令人意外的沉默，“這類基礎問題的答案通常是被視為給定的，很少會被觸及，除非遭遇危機。”他自認在美聯儲期間，銀行資本金在監管者看來也始終保持在充足水平之上，甚至遺憾監管者沒有及時關注資本充足率問題。
面對危機以來各方的質問，格林斯潘自然要借這本《動蕩的世界》來辯解，尤其以抵御1987年股災以及互聯網泡沫的實例來捍衛他的理念，不過本書也不乏反思精神。格林斯潘曾經承認，他在任期內有三成判斷失誤。這看起來或許是謙虛，其實對于經濟預測來說已是很好的成績。格林斯潘的成功與失敗，其實并不僅在于他個人，更令人思考央行制度的變化與挑戰。
回看歷史，美國央行是發達國家中最晚成立的，除了兩次短暫的例外時期，美國直到二十世紀初期仍舊沒有一家中央銀行。1907紐約發生嚴重銀行擠兌事件，如果不是老摩根以個人威信出手穩定市場，更大的危機無可避免，而這終于促使美國人開始討論設立中央銀行的需要。最初的構想源自于銀行家們在佐治亞州一個私人小島上的秘密會議。這一點歷來被陰謀主義者所詬病，不可承認，美聯儲一開始就帶有精英俱樂部與獨立色彩。但隨著現代信貸經濟的演變，央行的定位也在變，他們不僅要為通脹負責，更要為經濟穩定負責。
比起格林斯潘的歷史評價，更值得思考的問題在于，格林斯潘的繼任者是否還如此值得信賴？中央銀行家對于貨幣是否還像過去那樣具有強大掌控力？在維持經濟內在的波動性與穩定性之間，貨幣政策能做或者不可以做什么？這些問題如果沒有滿意答案，這次危機的教訓恐怕又要被浪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