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出現以來的顛覆性態勢使人們在經濟生活中常有“三感”：危機感、焦慮感和困惑感。對企業經營者而言，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對業態和商業模式的不斷顛覆與重構，讓即使處于巔峰的企業家們也常感企業危機潛伏。對消費者而言，時時刻刻都有新東西讓人快樂并焦慮著，潮人和達人們常擔心自己是否已落伍于消費社會新潮流。對政府管理者而言，變化過快的技術和產業形態容易讓人找不準節奏、踩不準點，政策制定者們難免困惑于如何讓政策更有效。
本書聚焦中國第三方支付領域的發展，嘗試“解剖麻雀”，從第三方支付折射出中國在互聯網浪潮推動下正在發生的經濟轉型。通過揭示第三方支付從“小支付”到“大金融”的發展變化，力求總結和提煉出對企業經營、政府管理有所裨益的內容。這些變化可概括為企業、競爭、政策取向3個方面。
企業特點：為用戶跨界。普適計算、云存儲、大數據技術在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中的應用，既讓消費者的主導權空前增強，也使單一品種大規模生產方式轉向小批量、多品種的及時生產和服務方式。生產—消費關系出現“雙決定”法則，企業只有徹底把消費決定生產走通，才能進入生產決定消費的良性循環。
與傳統工業經濟中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的兩分法不同，互聯網及移動互聯網可實現一種建立在規模經濟基礎上的范圍經濟，有大用戶規模為基礎的小批量、多品種產品和服務，企業才有利潤。
為此，企業為用戶跨界是必然的。第三方支付從單一的支付結算業務走向代理銷售、擔保乃至融資業務，主要原因是用戶需要更便捷、更貼身、一攬子的多品種服務。為了持續擁有和擴大用戶規模，第三方支付不斷跨界。
在互聯網經濟推動下，我們不斷看到這類為用戶跨界的現象，也出現許多成功的跨界商業模式。因此，固守以生產決定消費法則確立的傳統產業邊界的企業將越來越難以適應互聯網浪潮。
競爭特點：為入口賽跑。第三方支付（特別是創新型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發展，代表了在互聯網浪潮推動下，中國出現了“控制信息流以控制支付流，控制支付流以控制資金流；獲得網絡接入權勝過資本所有權，獲得數據投入量勝過資金投入量”的新企業競爭規則。
傳統工業經濟中，控制人流、物流就能更好地控制資金流、信息流。企業競爭重在如何加速把資本流動轉化為物質資產沉淀，形成投資驅動生產的正反饋。而互聯網及移動互聯網虛擬空間的經濟流量是不斷遷移和變動的。企業競爭重在如何加速把信息和數據流量轉化為客戶網絡關系沉淀，鎖定企業和用戶關系。因此，傳統企業競爭力求讓企業產品產得更多，互聯網企業競爭力求讓企業服務用得更多。
顯然，成為用戶的首要入口才能讓企業服務被用得更多，所以企業必然為了爭奪入口而賽跑。第三方支付從網關支付走向賬戶支付，就是獲得客戶網絡接入權，成為用戶入口的關鍵之舉。第三支付也因此有了行業性的大發展。我們看到，在邁出賬戶支付這個關鍵一步后，第三方支付機構向互聯網金融的各類業務延伸和開展市場競爭，其實都是客戶網絡關系沉淀與業務信息流、數據流之間不斷相互轉化的動態過程。
在互聯網經濟推動下，我們還會不斷看到第三方支付以外的企業參與到首要入口的競爭中來。在這一浪潮中，投資的有效性值得打個問號。因為即使給了企業投資也不一定能讓企業成為客戶網絡的入口。給企業資金投入，不如給企業數據投入更有效，因為高質量的數據投入能讓企業更好地掌握客戶信息、更好地鎖定客戶關系。
因此，固守傳統以投資拉動生產和消費的產業增長模式，未必能在互聯網浪潮中贏得優勢。
政策取向：有容乃大。第三方支付從營利能力、產業規模上看，是一個非常小的領域。但是這個領域對降低中國經濟運行中的交易成本、提升效率、促進經濟發展轉型非常有價值，對中國將深化的改革也有很多啟發。它是中國引領電子商務變革的“創始人”、闖入金融業變局的“野蠻人”、深入制造業和服務業變化的“內部人”、啟發政府管理方式轉變的“敲門人”。
在金融領域，第三方支付用IT變革金融服務方式，推動金融向服務于實體經濟回歸、向充分市場競爭回歸、向為民價值創造回歸。在貿易領域，第三方支付推進了中國商務的電子化發展，促進了跨境貿易，使電子商務的積極作用得以真正實現。在制造和服務領域，第三方支付深入企業內部，推動行業供應鏈效率提升，為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長尾產品創新提供電子支付支撐。
對政府管理而言，第三方支付及其他互聯網經濟的發展，挑戰了傳統的政府管理方式和產業政策內容。適應這些領域的發展，對政府管理轉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要求政府管理要從事前向事后、分業向混業、分地區向跨地區轉變。同時，在金融監管領域，也需要研究與電子交易形態、電子貨幣形態和電子認證技術發展相適應的新金融監管，將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分類監管。
其次，要求產業政策要把“以稅收和國內生產總值（GDP）論貢獻”和“以促經濟效率論貢獻”并重。對政府來講，千方百計扶持第三方支付領域，得到的不是直接的稅收收益，而是間接地提高經濟活動整體效率的更大收益。這個結果可能是更有意義的。
最后，應對第三方支付及其他互聯網經濟類企業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特點，要求公共政策資源投放要從政府主導下“伯樂相馬，百里挑一”的方式轉向市場主導的“群馬賽馬，萬里挑一”的方式，更要注重加強政府公共信息資源開放和加大數據等公共資源投入。
互聯網經濟總體上需要在政策制定方面“有容乃大”，讓更多稅收不那么高、規模不那么大的新興企業有好的創新發展環境，整體上發揮它們在中國經濟運行中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的積極作用，這對保持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有重要意義。
由于數據來源和水平有限，本書對第三方支付領域的研究還存在不少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