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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玉貴
出版：電子工業出版社 |
清朝知名文學家張潮有言：“情必近于癡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庇么嗽拋砥纷x和審視《美元的邏輯》或許并不為過。擅長“講故事”（專業說法叫“敘事研究”）的作者章玉貴從歷史大處著眼，小處下筆，勾勒出“美元”的歷史、權力的歷史，解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如何強化了美元霸權地位，對美元霸權為何在“特里芬難題”下必然趨于沒落的邏輯作了清晰解剖，并給出了分析美元霸權變遷趨勢的新視角，彰顯了作者的真性情——“才兼乎趣”，書真觀點，犀利酣暢。
且看他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之時的細節觀察：美國人的聰明之處就在于此，越是偏僻的地方，就越可以心無旁騖，一切可以按美國人設計的路線圖來謀劃�！霸跁r間窗口的選擇上，美國選在戰爭即將結束但尚未結束的關鍵時間節點上，這顯然要比諸神集體狂歡的勝利日更好拿捏會議進程；而權力交接地，毋庸置疑，必須在美國，最好是遠離戰場和血腥的寧靜地帶。于是，美國人把時間定在1944年7月，這時歐洲第二戰場剛剛開辟，全世界注意力正集中在硝煙彌漫的歐洲。而會議地點，則在遠離歐洲戰場且風景優美的新罕納爾布什州布雷頓森林郡華盛頓山飯店。在長達三周的會議期間，各國代表幾乎通宵不寐，會議室里空氣質量格外污濁，室內充滿著質問、爭辯乃至無休止的討價還價，而室外卻是空氣清新，心曠神怡……”。
今天，盡管這個體系早已瓦解，但美國憑借超強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建立了足以維系其統治世界經濟的機制化霸權。顯然，“美元霸權”背后并不只是我們看不懂的模型、猜不透的陰謀，它首先是權力的表現。無論在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生活中，還是在國際競爭中，美元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權力的附屬。
在章玉貴看來，這也正是為什么美國經濟即便已到了“寅吃卯糧”的境地，卻還能屢屢成功“綁架”世界各國，“挾美元以令諸侯”，迫使各國為其外部負效應極大的經濟發展模式“買單”的原因所在。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獲得了以本國貨幣作為世界貨幣的特權之后，也就掐住了其他國家經濟的“七寸”，并形成了當前世界經濟的兩極結構：消費在美國，投資和制造在全球。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國對世界經濟的絕對統治地位有所削弱，但憑借戰后建立起的機制化霸權（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的控制），美國依然能主導國際金融秩序。而美國超強的軍事實力又使那些意欲挑戰美國金融霸主地位的國家退避三舍。同時，美國又在掌握金融話語權的基礎上，憑借其對國際輿論的操控，迫使其他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與美國共舞——接受國際金融慣例變成一種必須與樂意，在規則、概念、議題甚至體系上接受美國的主導并因此放棄主動而為的權利，金融創新的沖動被執行金融市場價格及遵循行情的商業思維所俘獲。甚至，美元可以沒有黃金的支持，美國政府債券也不需要國內儲蓄的支持。
早在1980年，由時任美國總統里根的國家安全顧問、前美國安全委員會特種計劃室主任丹尼爾·格雷厄姆提出“高邊疆”戰略，當時主要應用于與前蘇聯的軍事競爭。而按格雷厄姆的設想，“高邊疆”不僅是一項軍事戰略，還是處理美國和盟國正當的經濟和政治愿望以及安全需要的一項真正的國家戰略。自那之后，美國先是在“高邊疆”戰略指導下，拖垮了前蘇聯；之后又聯手歐洲打壓了日元崛起的勢頭。其后，在歐元誕生的世紀之交，美國一方面不斷強調強勢美元政策將延續，以增強各國對美元支付體系的信心與依賴，另一方面巧妙地發動了科索沃戰爭，通過點燃歐洲火藥桶，給剛剛出爐的歐元當頭一棒，美國得以繼續掌控世界經濟。用章玉貴的話來說，“借助金融‘高邊疆’戰略，美國在全世界面前構筑了一面高墻”；“有了金融‘高邊疆’，就相當于美國給別國戴上了‘緊箍咒’”。由此，他特別提醒：新興經濟體不應將提升話語權的行為空間局限在既有秩序框架內，只有當其擁有了比肩美國金融資本的力量和工具后，美國才會真正參與新的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各國領導者尤其需要洞悉大趨勢，謀勢重于謀事。
如果歷史能在幽暗之中發出亮光，那肯定是記錄之人找到了一把解密的鑰匙。章玉貴正是從歷史“幽暗之中”深處探出了金融“高邊疆”戰略的威武之處。他由此建議，中國也須筑起自身的金融“高邊疆”，以擺脫經濟發展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強大的資本市場、世界級的銀行與保險體系，比肩美元的國際貨幣本位幣以及能與紐約、倫敦抗衡的國際金融中心，應是中國打造金融“高邊疆”的戰略目標。
只是，短期內要構筑金融“高邊疆”尚面臨諸多約束條件。例如，建設強大的A股主場盡管是打造經濟強國版圖的題中之意，有人樂觀預計2020年中國資本市場將是世界上最重要、規模最大且流動性最好的資本市場之一。但先天不足后天發育不良的A股市場當前的急務還是要針對現行股市制度的漏洞，加強市場法治建設，消除市場的制度缺陷、結構缺陷和群體非理性行為。盡快形成股市有序運行的基本條件：有效的監管、健全的金融體系以及配套的制度環境、尤其是要有透明和有效的契約法及執法體系、良好的會計制度與慣例、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和可靠的支付與結算制度。另一方面，人民幣要發育成能比肩美元的國際貨幣本位幣，章玉貴估計，這至少需要10年乃至更長時間。
圍繞著“次貸危機”之后的美國會不會走向衰落的話題，近年間各國學者的論辯激烈，不同的研究和預測各執一詞。章玉貴樂觀而明確地斷言，通用和花旗兩大經典企業的凋落，并不意味著美國將迎來從實體經濟到虛擬經濟如多米諾骨牌般倒塌。在逆境中，美國仍擁有強大的經濟調整能力。領先科技、依然強大的金融服務優勢以及豐富的新技術產業化經驗，將使美國有望占據新一輪產業革命的制高點。因此，“對中國來說，千萬不要竊喜于美國經濟的式微。誰要是忽視了美國的經濟調整能力以及依然存在的競爭優勢，誰就有可能失去既有的比較優勢。”
提到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面臨“尷尬”的局面，章玉貴認為根源在于“有主張無杠桿”。國際金融秩序因此越來越走入一個死胡同：一方面，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與金融風險的上升，要求美國與有關國際組織檢討現有金融政策與金融體系的弊端，推出負責任的前瞻性經濟措施；另一方面，美國為維護既得利益，也越來越沒有興趣改革現存的國際金融體系，而新興經濟體則有心無力。
“超級金融機構，你可以不喜歡，但必須擁有”。在展望未來“中國的金融強國之路”時，章玉貴對“培養中國版花旗高盛集團”期待頗高。他認為，中國的銀行體系暫時的穩定和經營實力的增強，是在競爭對手式微的情況下獲得的。尚在發育中的證券市場更難經得起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沖擊。中國尤其欠缺能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敢于叫板跨國資本的種子選手。從提升中國在全球金融業價值鏈獲益程度的角度來說，建立幾個或一批“大又強而倒不掉”的超級金融機構，顯得尤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