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不是我們想國際化就能國際化的，它是一個逐漸演化的過程，要人家能接受人民幣才行，這也是人們對人民幣逐漸認識、信任的過程。
要想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成思危認為要做三個主要工作：一是匯率制度改革；二是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三是資本項目開放。
新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新著《人民幣國際化之路》，以深層次思考探討了當下受到國內外高度關注的人民幣國際化這一熱點問題。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在世界政治和經濟中將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而人民幣能否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擁有與美元及歐元并駕齊驅的地位已是我們繞不開的課題。
從目前中國經濟狀況看，人民幣匯率正牽涉國計民生：隨著外向經濟的迅速發展，對外貿易的依存度不斷提高，匯率的變化已影響著中國經濟的增長；進出口長期失衡的狀況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對外資吸引力的日益增強，使得世界著名跨國公司紛紛進入中國，人民幣匯率正明顯地影響著他們的投資決策；巨額外匯儲備雖然增強著我國實力，但承擔的匯率風險也越來越大；對外投資的迅速增長，對人民幣匯率及外匯管理制度形成了新的挑戰；城鄉居民收入的不斷增加，中國居民購買進口商品的數量和出國人數日漸增多，匯率的變化已影響著中國居民的消費行為和結構；人民幣匯率還對中國虛擬經濟產生著日益顯著的影響，成為中國經濟穩定及安全的一個重要因素。
成思危從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后就開始關注“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當時他提出中國匯率制度改革“三步走”的意見：第一步就是盯住美元，第二步是盯住“一攬子”，第三步是完全自由可兌換。2005年7月，人民幣實行參考一攬子貨幣（basket）的匯率制度。（注：一攬子貨幣是指將多個主要貿易國的貨幣，依照往來貿易比重，編制成一綜合的貨幣指數，即俗稱的一攬子貨幣。中國的一攬子貨幣包括美元、歐元、日元、韓元、泰銖和俄羅斯盧布，即和中國有主要貿易的國家是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泰國和俄羅斯。）2009年7月，由成思危擔任主任的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承接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基金項目——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相關問題研究，成思危擔任項目總負責人。此項目于2011年初完成。在此基礎上，成思危產生了將多年研究與思考成果寫成一本專著的想法。一年多來，成思危在其十多位門生弟子搜集文獻和整理數據的支持下，完成了這部集大成之作——《人民幣國際化之路》。
談到寫這本書的目的，成思危表示，一方面是為了給國家提供關于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供給有關部門領導參考。另外一方面我們想通過研究不斷豐富建立虛擬經濟的范式。貨幣國際化的定義就是發揮貨幣作為儲藏手段，交易媒介和記賬單位，但是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還不能滿足于這樣一個定義。中國人民幣國際化既是一個目標又是一個手段，也是一個過程。中國經濟總量現居世界第二，依據2012年中國人民大學發布的人民幣國際化指數，美元是52.34%，歐元是23.60%，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只有0.87%，我們國家的金融體系整體還不夠開放，比較落后。當然，人民幣不是我們想國際化就能國際化的，它是一個逐漸演化的過程，要人家能接受人民幣才行，這也是人們對人民幣逐漸認識、信任的過程。
要想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成思危認為要做三個主要工作：一是匯率制度改革，即前文提到的匯率制度改革“三步走”；二是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經常項目1996年就實行可兌換了，但是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牽涉到很多方面的問題，因此要慎重地不斷推進；三是資本項目開放，資本項目可兌換是開放的前提，但資本項目可兌換只是講可以兌換，而資本項目開放是指政府不能干預交易，也不能提高交易成本或給以各種限制，這個要求是最高的。
在本書中，成思危提出了2014年—2023年10年基本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表安排：
2014年-2015年，建立匯率目標區制度，目標區寬度為±5%；放寬對境內企業境外投資的匯兌限制，鼓勵企業走出去；放開大額定期存款的利率上限限制。
2016年-2017年，將匯率目標區的邊界擴大到±10%；取消對企業境外投資的匯兌限制，允許境外企業和個人投資A股市場及債券市場；放開小額定期存款的利率上限限制。
2018年-2019年，將匯率目標區的邊界擴大到±15%；基本取消對境內居民到境外投資的匯兌限制，允許商業銀行在境外發行貨幣市場基金；放開活期存款的利率上限限制。
2020年-2021年，將匯率目標區的邊界擴大到±30%；基本取消對金融信貸的匯兌限制，允許企業和個人在境外買賣金融衍生產品；允許商業銀行開展證券及保險（放心保）等業務。
2022年-2023年，實現浮動匯率制；基本取消對所有資本項目的匯兌限制，基本實現資本項目開放；基本完成金融系統的改革，實現國際化、市場化和系統化。
《人民幣國際化之路》是近年來論述匯率制度改革、人民幣可兌換、資本項目開放等問題的力作，作者力圖通過研究不斷豐富建立虛擬經濟的范式，并針對通貨膨脹、貨幣市場、資本市場、金融危機、銀行等都做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不過，作者坦承，雖然做了大量探索性研究，但是還沒有形成范式。所謂形成范式，成思危認為一方面要建立理論體系，另一方面還要有方法體系，而在這方面還可能要做更多的努力。
本書還有一點很難得，作者以充分的資料和數據分析了金融危機后國際匯率的變化，并對影響匯率安排的各種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通過分析日本、智利、波蘭和新加坡四個國家的匯率制度改革與資本項目開放順序以及金融發展的關系，為中國匯率制度改革及資本項目開放提供了有意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