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土地，既是迫在眉睫的挑戰，又是影響久遠的變革。
土地改革之于中國的復雜性，不僅表現在歷史文化悠長積淀的定式中，也滲透交織在近現代土地分分合合的爭斗中；既有意識形態認識上的論辯，也有現實路徑幾經選擇的矛盾；既要明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公約數，也不能忽視現代知識農業集約效率的市場力量；既要繼承發揚中國特色的制度優勢，也要博采當代人類社會機制創新的智慧成果；既要從真正的現實出發，解決突出的經濟發展問題，又要為未來民族復興的大業預留出足夠的政治空間。我們的思辨往往中止在錯綜復雜的利益糾葛面前。我們必須承認，有限的理性和不完備的信息與知識對于解析和建構一個應對極端復雜的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我們提出“轉化—創新”這樣一個結構框架，以此引導出土地信托化視角下的理論實踐和行為實踐。從而在兩個層面上展開探索和研究：一是原有的文化體系一邊維護著自身固有的結構形式，一邊轉化適應外來的各種新制度或原理；二是在秉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探索諸多事物間的隱性聯系，進行原則性的實踐。換言之，發展中的中國因發達國家的存在而意識到自身問題，若想深刻理解和提升自己，就必須具有國際比較的視野和自主創新的精神。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和澄清土地改革的本質，從而為中國夢的實現提供支持。否則，改革就面臨失敗的危險，其中最大的危險，莫過于在改革賴以進行的原則和方法本身尚有悖論，權力驅動和市場力量還沒有厘清邊界，而改革可能帶來的權益還尚沒有為大多數人民充分認識和理解之前就匆忙發動改革。
土地是人類安身立命之本，是“一切生產和一切存在的源泉”1，是農業最基本的生產要素，也是農民和國民最基本的生活保證。正像威廉?配第
（William Petty
）所說的：“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2，土地流動的實質是財富的流動。土地問題是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土地制度是最具基礎性的社會經濟制度，土地制度的變革是一切社會制度變革的基礎。3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選擇下，在土地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的歷史條件下，要在理論自信的邏輯一貫性上和現實可操作性相統一的前提下，找到一個兼容并包、實際可行的土地改革的切入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既面臨理論和意識形態的拷問，也受到短期目標和長期利益如何均衡的挑戰。至少有以下一些內涵是不能忽視的：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土地集約、導入市場、資產活化、提升價值，權益流動、持續受益、個性解放、城鄉和諧。事實上，兩難性的挑戰一直在考驗我們的理論智慧和改革勇氣。實踐證明，土地流通內含復雜的目標訴求和千絲萬縷的利益糾葛，任何不從中國現實矛盾問題出發，不從憲法邏輯出發，不以民族集體知識為依歸，囿于所謂臆想的頂層設計或從先驗的、抽象的“理性原理”出發，照搬現成的資本主義的“道之華”，都是理論實踐蒼白混亂、行為實踐失據無能的表現。正如《大學》開篇明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大學之道，頂層設計已然確立，那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法是明明德，即開發國民的知識性（靈性）達于解決問題的智慧；原則是親民，即因勢求變，創新觀念；目標是止于至善，即追求公平正義、共同富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馬克思創立唯物辯證法并利用其觀察蒸汽機時代的萌芽中的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列寧運用唯物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解剖帝國主義時代的社會矛盾，產生了列寧主義；毛澤東利用唯物辯證法，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分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現實，凝聚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利用唯物辯證法，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解決“文化大革命”后百廢待興的社會現實問題，創造了鄧小平理論。今天，我們按照邏輯一貫的思想，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研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共同富裕的目標約束下的土地問題，用中介理論視野下的信托模式認識土地流通以及圍繞土地流通的政治社會問題，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但現實是：讓我們知難而上，別無選擇。
農村土地流通是農村經濟制度改革的核心，是現行制度安排中的重要環節，它從根本上影響農村生產力的提升，影響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從古至今，中國農村土地流通始終在一定歷史條件的影響、作用下這樣或那樣地進行著，并隨著時間、條件的變化而變化。農村土地流通的合理化、高效化、制度化，關系我國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關系整個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更關系中國社會的政治穩定，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前后，“打土豪分田地”，農民歡欣鼓舞，終于有了自己的土地；人民公社的土地集體共有，生產效率衰減，農民缺衣少食；改革開放后，土地再一次包產到戶，農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今天土地流通改革，面臨著新的集約化。分分合合，正應了那句古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歷史用了近70
年的時間完成了兩種內涵完全不同的分分合合，每一次分和合，都烙下了時代鮮明的印記，都是我們認知選擇的剩余模式。我們探索的土地信托化或許正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方向和內涵相一致的、前所未有的新模式和通達的新路徑。誰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
人的知識性發育獲得的空前力量正在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在絕大多數領域顯現出來。附屬于傳統所有權的經濟權力不斷向其以外的力量轉移。決策作為人的知識性的標志性形態越來越具有專門知識化的特征：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技術專長的擁有者進入決策管理層。傳統生產資料不僅與直接勞動者相分離，還已經或正
在與資本所有品相分離。不僅資本主義已開始緩慢質變，傳統的社會主義的知識框架也顯露出理論與實踐上的雙重迷茫。用傳統生產資料所有制來判斷一個社會的本質屬性缺乏現實的說服力，因此，依據以所有制為核心的生產關系來考察社會性質的原理也面臨著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反思、豐富和創新。在此，我們重溫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精辟論述，從而建立起我們的研究思路：“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恰恰是我們已經成功的經驗和面臨的挑戰要求我們重新思考并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哪里來又去向哪里的全部問題。如果不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會再次犯下“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的錯誤。作者寄望于對觀念的批判獲得新的知識，建立起本書研究問題的新邏輯，得出新結論。相信這些探索，一定也會對改革涉及的其他領域有所裨益，對思考和推動改革的人們有所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