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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秀的字節 　　所謂的真人秀類電視節目也懷揣著相同的動機，這種不用劇本、低成本的節目正慢慢代替眾多具有故事情節的電視節目。這類制片人一旦意識到不必再花錢請編劇或演員，就立即放棄了線性的敘事結構。他們只需選對那些最容易產生戲劇效果或至少有點兒沖突的場景或地點，然后打開攝像機拍攝就可以了。 　　首開先河的真人秀節目記錄下的是接近現實的內容。《警察故事》由約翰·蘭利于1989年打造，至今仍在數十個國家制作，追蹤拍攝現實中的警察如何巡邏、追查吸毒者或酗酒的家庭暴力施虐者，并實施抓捕。這檔節目的片頭曲中有這樣一句：“如果他們來抓你，你該怎么辦？”這是一種當下主義式的假設，一部告訴你一旦被捕該怎么辦的教學視頻。警官在節目結尾總會有一番自鳴得意的獨白，讓觀眾相信正義一定能得到伸張。這種模式取代了傳統犯罪片中那種角色主導的覺悟和巧妙設計的劇情逆轉。逮捕壞人并不是什么特別事件，或許會被視為“常態”，猶如一種持續的背景音，或者當下主義宇宙的一種狀態。 　　另一部典型的真人秀節目是MTV旗下的《真實世界》。這檔節目于1992年首播，至今仍在播出，本身就映射出其觀眾群真實生活的一個側面。這檔節目受到20世紀70年代系列紀錄片《一個美國家庭》的啟發，后者原本只是為了記錄一個典型家庭的日常現實生活，但卻撞大運似的記錄下了父母出人意料且轟轟烈烈的離婚事件、兒子發現自己是同性戀等情節，并且全部在黃金時段展現在觀眾面前。《真實世界》的制作者希望能再次制造出類似的轟動效應，于是又選擇了一組18~25歲的俊男靚女，把他們集中到一間公寓里，布置了幾十個鏡頭，24小時連續錄制。每個時刻都很可能十分重要，最終只能由編輯在事發之后選擇性地搭建出有脈絡的故事。當然，參與者實際上都在互相競爭以博取眼球，目的是在MTV或相關行業搶到飯碗。于是，他們竭盡全力制造戲劇效果，與人上床、打架、做危險的事，或者尋找一些本節目其他28季中別人還沒做過的刺激行為。《真實世界》還將電視廣告商從傳統廣告不再奏效的困境中解救出來，直接將產品廣告植入到節目里。 　　畢竟，在觀眾已經擁有DVR（硬盤錄像機）的媒體環境中，贊助商無法再指望大批觀眾能看完所有廣告了。我們中很多人會借助Hulu（葫蘆網）或Netflix（一家在線影片租賃提供商）等流媒體，花上一個周末的時間，一口氣看完整季的節目。傳統電視節目時間表在這個按需觀看的世界消失了，因此贊助商必須把廣告植入到節目內容中去。事實證明，真人秀節目能夠充當更好的背景，因為這些附加的內容不會影響到場景的現實狀態。如果我們在一部虛構的節目中看到一件現實生活中的商品，恐怕會把我們的思緒一下子從幻想世界中抽離出來，重新置于真實世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真實世界》的觀眾根本不用擔心現實連貫性的問題。他們對市場營銷手法非常清楚，完全接受片中角色的服飾可能是接受了某時裝公司的贊助，就像職業運動員的服裝是由耐克贊助的一樣。畢竟，這就是真實的世界。如果唐納德·特朗普投資制作的真人秀節目《飛黃騰達》大力宣傳一種新漢堡產品，觀眾也能理解“漢堡王”公司一定為這種曝光度花了錢。在現代主義的電視節目中，制片人不再具備將節目和廣告區分開來的能力，但同時他們也不再需要這么做。 　　更大的挑戰在于，如何創造出具有轟動效應的內容，但又無須費心安排設計。真人秀節目的制片人無法再采取杜撰、虛構敘事結構的方式制作節目，而必須直接、即時地制造出悲劇效果。正因如此，電視節目的立意呈現螺旋式下滑，凸顯痛苦、羞辱和個人悲劇，試圖制造出最轟動的效果。什么樣的畫面和觀點才能讓不斷換臺的人停下來？節目內容可以夸張到什么程度取決于觀眾對這種感同身受的羞愧感能容忍到什么程度。我們已經準備好接受《美國偶像》節目參賽者的羞愧感。我們越享受這種節目形態，用來吸引我們注意力的手段就越殘忍，我們在觀看這些具有轟動效應的節目時也能更心安理得地逃避道德的譴責。 　　這不禁讓人想起20世紀60年代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提出的疑問，他當時對轟動效應和權威如何影響納粹統治下的德國士兵的服從性很感興趣。米爾格拉姆想弄明白，德國戰犯是否有可能如他們所言，僅僅是服從命令，而不是真心希望參與死亡集中營的暴行。至少，他希望知道，美國人如果被置于類似情景中，會不會做出類似的反應。他設計了一個在現在看來不太人道的實驗。在實驗中，身穿白大褂的人告訴每個參與者，他們要對一個痛苦尖叫、自稱有心臟病并請求停止實驗的人施以越來越強烈的電擊。超過一半的參與者都按照命令，逐步加大了電擊力度，甚至達到了他們認為可致命的程度。從結構層面或情感層面看，真人秀節目都反映了同樣的動態。不，我們不是單純地電擊別人，而是享受著參與者的羞辱和落魄，并與之保持著電子媒介制造出來的安全距離。問題不是我們究竟能下多么重的手，而是我們能變得多么不知羞恥。此外，制片人才應該負首要責任，就像實驗中那些身穿白大褂的人一樣。 　　美國心理學協會于1973年宣布這類實驗有違職業道德，但真人秀節目似乎接過了這一棒—倒不是出于實驗目的，而是想背水一戰，脫離敘事結構以制造轟動效應。由于沒有劇本，真人秀節目的制作人就必須將產生戲劇效果的可能性作為前提。從這層意義上講，真人秀節目《老大哥》、《幸存者》、《交換女主人》的確被有意識地設計成某種心理實驗，其安排帶有明確的假設，其設計旨在將戲劇效果、沖突和尷尬的可能性最大化。讓一位女性在電視節目中討好一位百萬富翁，與之發生性關系，再揭秘他其實就是一個建筑工人。把12個名人癮君子集合到一個康復機構，對他們完全實施戒毒，看看會發生什么！（沒錯，這些都是真人秀節目。） 　　敘事結構的崩塌確實會帶來一種自由，但這種自由卻輕易地就屈服于形式最卑劣的轟動效應和虐待行為。如果孩子們更愿意去YouTube上點開《蠢蛋搞怪秀》的視頻，看一個年輕人如何承受“放屁面罩”（別問這是什么），那么又何必再制作電視節目？我們發現，幾乎流行文化的每個部分都在努力從傳統敘事結構中解脫出來，但同時也承受著在沒有敘事的情況下仍要制造出類似轟動效應的壓力。20世紀90年代末互動和解構出現，節目制作者和觀眾的反應不一。它帶來的結果是《黑道家族》和《迷失》中注重自我意識和存在主義的當下主義，以及《杰瑞·斯布林格秀》、《死亡真面目》、《黑幫主婦》、《兒童與皇冠》等節目乃至帕爾希·希爾頓的性愛錄影帶中所展現的粗魯但轟動的“當下的沖擊”。 　　憂心忡忡的神話學者和人類學者早就預見到了這種中斷，并呼吁講故事的人能為這個新型社會創造出新型的故事—或者其他什么。約瑟夫·坎貝爾認為，從太空拍攝到的第一批地球圖像徹底擊碎了我們不同的文化敘事，并要求人類締造出有關蓋亞這個大地之母的普世故事。這顯然并未發生。羅伯特·布萊認為，男子氣概是敘事結構崩塌的主要犧牲者，因為男性無法再通過故事了解父親的角色和優秀領導者的品質。布萊也希望，通過重新講述那些已經遺失的神話，男性可以重新構建起他們與這些傳統優良品質的聯系。 　　然而，由于人們不具備必需的時間和信任來回應敘事，故事本身無法成為他們的救命稻草。如果故事本身和當下主義文化互不相容該怎么辦？屆時我們又該如何保持生活的方向感和意義？更重要的是，我們首先應該如何面對失去所有這些故事的創傷？ 　　面對一個沒有故事的世界，有些人的第一反應是煥然一新，有些人的第一反應卻是備感壓抑。一方面這看起來像是一種積極的、革命性的進步，讓我們更有能力迅速甚至無形地去應對新生的復雜事物，但另一方面似乎也常常退化為推銷手段或憤世嫉俗。這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大多數情況下兩者都對。 　　年輕人似乎更能適應這種轉變，因為相對來說，他們更不可能哀悼他們可能本來就不知道的那些事。改變的不僅是他們的媒介消費模式，還有社交活動和體育活動的方式。比如，滑板和滑雪運動這種自由而獨立的運動就同非敘事性媒體一起躥紅。便攜式攝像機、獨立媒體和YouTube無疑與此有關，孩子們能在這里輕松地記錄下自己的絕技，然后展示給全世界。在僅有2.5厘米高的屏幕上播放一段10秒鐘的視頻，恐怕難以有效呈現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比賽中的雙殺場面（你連球都看不見），但卻是展現大膽的單人滑板翻轉畫面的絕佳形式。個人媒體的個性化看起來最適合與極限運動的個性化聯系在一起。不過，體育運動的轉變比這個還要深入。 　　傳統團隊運動的成功不僅依賴于主流、更大屏幕的電視，更依賴于傳統媒體自上而下的模式以及來自經久不衰且不可侵犯的價值體系的敘事一致性。橄欖球運動有其獨特的戰線，明確的廣告，當地的擁躉和崇尚贏家通吃的精神。這是一種模擬軍事的風格，遵循和任何傳統教學故事一樣的軌跡，也常常具備類似的社會目的和商業目的。一個兄弟連集合在一位父親式的教練麾下，這位教練在更衣室內帶著眾人祈禱，然后再用一番堪比亨利五世戰前演講的講話鼓舞大家的士氣。這類修辭手法和價值觀在后敘事的世界里就很難引起共鳴。而且，當我們知道教練在更衣室里的賽前講話中包括用金錢為誘餌鼓動隊員弄傷對方的四分衛，那種敘事的品格就被降低了，無論聯盟事后多么大張旗鼓地處罰違規者。 　　與此同時，棒球運動的力量也植根于本地球迷的忠誠和美國精神之中。這些畢竟都是美國的“過去時”了。當金錢的號召力超過了運動本身，團隊最終就只能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從有歷史意義的運動場搬到那些由贊助商冠名的運動場，而運動員們作為自由球員也都追逐金錢擇木而棲。運動員們現在很少出身于自己效力的城市，這使得那種傳統的本地英雄的敘事模式難以為繼。 　　原本為人熟悉的賽場宿敵讓位于個人職業，因為運動員們互相比拼的是誰的統計數據能破紀錄，好讓自己對產品贊助商而言更具吸引力。運動員不會為了球隊而服用類固醇，但會累計個人本壘打紀錄，期待能進入名人堂。有關棒球界服用類固醇的國會聽證會揭示，運動員本人對這項運動的理想已經破滅了。何塞·坎塞科說：“讓我們面對這個現實吧，人們去棒球場或在電視上看球賽，其實只是為了找樂子。”賈森·詹比的說法也如出一轍：“我們現在屬于娛樂產業。”名譽掃地的昔日本壘打傳奇人物巴里·邦茲也悲哀地承認：“我上次真正打棒球還是在大學時代。” 　　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2004年在波士頓舉行的“世界大賽”中，ESPN（娛樂與體育節目電視網）體育記者對這種干擾的感覺和敘事結構的崩塌做出了最佳表述：“我以前總是認為，今后看見那面旗幟的時候，只會聯想到一些美好的事情。但現在，腦海中那個星號卻揮之不去。我真希望能吃片藥，把它從記憶里清除。”現實中的確也有星號，在記錄冊里，那些使用類固醇的球隊最終奪冠的賽季均被用星號標出，似乎要將這些年份從歷史的時間線中剔除。參議員約翰·麥凱恩悲哀地說，職業棒球大聯盟“在美國民眾眼中已成騙局”。當然，每次丑聞和背叛總免不了被一群時刻盼著大新聞的記者“孜孜不倦”地曝光，他們與電視網絡不同，打破傳統團體運動的光環對他們來說沒什么損失。 　　在過去的4年里，無論美國全國橄欖球聯盟還是職業棒球大聯盟，其現場觀眾都有所減少。唯有NBA（美國籃球職業聯盟）的觀眾增多，其中個人表現、明星效應和灌籃技巧的重要性超過了對本地球迷的親和力或團隊精神。人們對邁克爾·喬丹后仰跳投的懷念還超越了他與芝加哥的微弱聯系。盡管如此，刺耳的個人主義還是會與團體運動的核心宗旨產生摩擦。當NBA巨星勒布朗·詹姆斯在電視特別節目《抉擇》中宣布離開老家俄亥俄州、轉投邁阿密熱火隊時，相信他在克里夫蘭騎士隊的球迷們永遠都不會原諒他。 　　在一個團隊榮譽和爭強好勝已經讓位給自我表達和樂在當下精神的世界里，滑板、滑雪板、攀巖、山地自行車等自由式運動顯得更加如魚得水。團隊運動一看就是幾個小時，想要參與就必須有一種非常特殊的忠誠度。一個孩子必須進學校，服從教練指揮，然后堅持完一個賽季。與此不同，極限運動本質上是即興運動，與贏得對手相比，它們更重視運動的質感、風格和歡愉度。它們強調的是過程、形式和個人成就，反對一切將運動標準化的嘗試。當世界最早一批滑雪高手受邀參加1998年奧運會的滑雪比賽時，他們斷然拒絕了，理由是擔心參賽會重新定義這項自由式運動，進而被限制在規則的條框之內，非要拼個你死我活。 　　極限運動也更傾向于擁抱那種精心設計的故事架構想要規避的不連貫性，或者說粗獷。傳統的競技滑雪追求的是一條道沖下山坡，而滑雪板玩家們卻在場地內橫沖直撞。他們尋找的正是傳統滑雪項目運動員避之唯恐不及的粗糙、結冰的場地，目的就是鍛煉勇氣或演練新技法。他們很青睞那些路況難以預測的滑坡，就像滑板玩家喜歡在城市不連貫的地貌上左突右進一樣。人行道上的每條裂縫、每個消防栓或每個坑洼都是一次機會。20世紀90年代《滑板手》雜志就有文章將滑板運動比作研究混沌數學，將滑雪板運動比作研習佛教。 　　“當下的沖擊”也給極限運動這類高度實驗性質的當下主義運動帶來了同等的影響力。面對極限運動場上場下的炫技和特技表演，職業棒球還想維持那種團隊精神的確不容易。只有在重罰之下，運動員們才能將團隊利益作為其首要考量，比如真正贏得比賽。如果沒有這樣的約束，極限運動明星們很快就不再理會前輩們反對廣告宣傳的原則，開始接受運動服裝公司不菲的贊助，并參加那些想要把其成績載入史冊的電視節目。 　　與此同時，網絡空間推崇的那些年輕人的搞怪行為最具轟動效應，但這些行為常常不顧后果，具有自我毀滅性。YouTube網站上有被稱為《史詩級失敗》的視頻作品，整體風格就是用業余手法拍攝馬失前蹄或“史詩級失敗”的行為。作為“每日精選”傳媒帝國的一部分，“失敗博客”向廣大用戶征集有關失敗行為的視頻，其中既有極限運動特技走樣的案例，也有更出其不意的出丑行為，比如一個家伙想順手牽羊一支電吉他，但采用的辦法是千方百計地把它塞進自己的褲子。極限運動失敗的視頻頗具轟動效應，由此制造了不少流行經典，比如“從屋頂滾下被輪胎擊中關鍵部位”和“瘋狂單車撞路標”。斗膽量很快就取代了比技巧的地位。在“平板式”照片和視頻中，參與者試圖在某種“平板式”的狀態下保持靜止，比如在旗桿上、山崖邊或一頭沉睡中的猛虎上方保持平衡。在“窒息式”視頻中，年輕人又將對方勒到崩潰乃至死亡的程度。 　　對運動發燒友們而言，努力在粗俗上做文章并非不可能，但想要與“平板式”或“窒息式”視頻的主角們爭奪眼球或喝彩聲，就顯得十分困難。他們所處的窘境也帶給我們一種看似不可能但信息量很大的啟示：成年人必須直面原本用來觀察和參與周遭世界的故事已然壽終正寢的事實。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