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1年，經濟學家厲以寧與其學生孟曉蘇（企業家）、李源潮（國家副主席）、李克強（國務院總理）等人合作創作的《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一書問世（排名以參與創作的章節順序為序）
在書中，厲以寧詳述了股份制改造、價格開放政策、城鎮化建設等問題，他主張建立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有效政府與有效市場。他說，有效政府，就是政府做自己該做的事情；有效市場，就是市場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政府能夠做市場也能做的，就要給市場；政府該做的就是市場做不了、做不好的，比如收入再分配，政府就應該幫助。這樣才能夠擺正市場跟政府的關系。
時至今日，83歲的厲以寧又有新書《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即將面世。適逢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經濟社會再次迎來重大改革契機。為此，記者近日對厲以寧進行了專訪，暢談中國雙重轉型之路。
雙重轉型內涵
問：你的新書《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即將出版，請介紹一下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和你對這本書的基本觀點。
厲以寧：這本《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在我的寫作計劃中醞釀已久，而且斷斷續續寫過一些章節。最終決定寫成全書，大約始于2012年9月，到現在（2013年7月）完稿，花了10個月左右。
我自己認為，這是繼《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一書（經濟日報出版社，1990年初版）之后，又一本關于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個人代表作。本書的思路同《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一樣，仍以產權改革為核心，討論土地確權、國有企業的進一步改革、民營企業的產權維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鎮化、自主創新、產業升級、社會資本的創造等問題。在結束語“中國道路和發展經濟學的新進展”中，談到了中國經濟學家的集體介入，使發展經濟學拓寬了研究領域，增添了新的內容，并闡明了中國的發展經濟學實質上就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發展經濟學。這也是中國經濟學家集體對發展經濟學做出的貢獻。
問：“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中“雙重轉型”是指什么？
厲以寧：從1979年起，中國進入了雙重轉型階段。雙重轉型是指體制轉型和發展轉型的結合或重疊。
什么是體制轉型？就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
什么是發展轉型？就是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
兩種轉型的結合或重疊是沒有前例的，也是傳統的發展經濟學中沒有討論過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一些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由于過去不曾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所以只出現發展轉型，即從傳統的農業社會逐步轉向工業社會。而1979年以后的中國則不同，一方面，要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以市場經濟體制代替計劃經濟體制，這就是體制轉型；另一方面，要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使中國成長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這就是發展轉型。
雙重轉型經驗
問：1979年至今，您認為中國在雙重轉型之路上積累了哪些經驗？
厲以寧：我總結了八點，其中體制轉型是雙重轉型的重點。
在雙重轉型中，重點是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并要以體制轉型帶動發展轉型。這是因為，計劃經濟體制對中國經濟的束縛和限制是全面的，既包括城市，又包括農村；既包括工業，又包括農業；既包括城市居民，又包括農民。如果不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和限制，中國不僅不可能實現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而且中國轉型的目標（使中國成為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也是無法實現的。
其次，在雙重轉型準備階段，必須解放思想，清除計劃經濟理論的影響，否則改革與發展都寸步難行。1978年中國所進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使人們的思想得到解放，進而啟動了改革和對外開放。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又進一步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中國走上了改革和發展的快車道。因此可以說，中國雙重轉型在短短的30多年內之所以能取得這樣大的成果，同“思想先行”是分不開的。
第三，產權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在雙重轉型中，必須把產權問題放在改革的首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產權模糊、投資主體不確定、投資方的權利和責任不清晰是改革的主要障礙，也是發展的巨大阻力。因此在體制轉型中，產權改革是突破口，是主線；在發展轉型中，產權界定和產權清晰是動力源(行情,問診)泉。對廣大農民來說，土地權益需要確定，住房產權也需要確定，而且確權工作應當落實到戶，這既有利于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也能使農民獲得財產性收入，用于改善生活、擴大再生產和創業。
第四，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改善民生。在雙重轉型中，一定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是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縮小地方收入差別的重要途徑。在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中，就業是重中之重。考慮到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雙重轉型中需要認真解決的迫切問題，所以在轉型的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就業問題。同時，由于新的工作崗位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涌現出來的，所以經濟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經濟增長率過高當然不行，如果經濟增長率偏低，則會產生更大的就業壓力。再說，擴大內需同改善民生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唯有擴大內需才能使中國經濟增長逐漸轉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第五，必須不斷自主創新、產業升級。在雙重轉型中，要不斷提高企業的競爭力，而提高企業競爭力的核心是鼓勵自主創新。如果自主創新不足，產業遲遲未能升級，企業的競爭力不足，在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中國必將喪失自己的市場份額，或者又會回到過去依靠資源出口、初級產品出口以獲取外匯、進口必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境地，這就難以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而自主創新的成效既取決于知識產權的保護，也取決于專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和激勵。人力資源政策應得到更多的關注，得到更有效的貫徹。
第六，必須不斷提高經濟質量。相對于較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而言，環境壓力在中國顯得更為突出。中國在雙重轉型中，必須重視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1979年以來的經驗告訴我們，經濟增長固然重要，但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更加重要。經濟增長的質量高低，除了結構的優化是標志之一外，還有另一個標志，這就是環境保護、節能減排、資源合理利用和清潔生產。環境是我們和子孫后代共有的，資源是我們和子孫后代共享的。只有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我們才有更廣闊的發展前景。
第七，城鎮化是今后若干年內最有潛力的投資機會。城鎮化率的提高是雙重轉型的成果，同時也是繼續實現雙重轉型的助推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鎮化的進度是異常緩慢的，甚至在某些年份還出現了“反城鎮化”的趨勢，即不但不允許農民進城，而且還把一部分城市居民強制遷入農村。直到雙重轉型過程開始后，情況才有所好轉。提高城鎮化率已是大勢所趨。城鎮化將是今后若干年內最有潛力的投資機會和擴大內需的機會，能保證中國經濟增長繼續以較高的速度推進。
第八，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雙重轉型中，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不僅是為了緩解就業壓力，更主要的是為了調動民間的積極性，包括調動民間資本的潛力。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關系，無論是“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都不應是國家的方針。國家的方針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共同發展，它們之間既有合作，又有競爭，進而形成雙贏的格局。這既是對經濟增長最有利的，也是對社會安定和諧最有利的。
以上八項經驗說明了中國雙重轉型之路是怎樣一步步走過來的。總的說來，這些經驗表明了這樣一點：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不根據國情進行轉型，什么經驗都不會產生，也不會有“中國道路”。
預調和微調并重
問：你在《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一書中討論經濟運行中的內生力量和外生力量之間的關系時表示，要通過深化改革，讓內生力量起主要作用，而外生力量則起輔助性作用。何謂內生力量和外生力量？
厲以寧：內生力量是指一種體制及其所具有的機制所發生的作用。改革就是為了清除新體制或新機制建立過程中的障礙和阻力。
外生力量是指外界對經濟運行發生作用的某種力量，它從外界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或對經濟活動進行刺激，或對經濟活動進行抑制。改革就是為了把外生力量的干預減少到正常的程度，不要讓外生力量的干預削弱體制及其具有的機制所產生的自我調節作用。
問：你說，雙重轉型中的宏觀調控應以微調和預調為主，這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
厲以寧：問題首先在于政府職能的正確定位。政府不可能是萬能的，政府調控經濟的作用在任何情況下都帶有局限性。經濟中的變量過多，這些變量對經濟運行的影響經常是不確定的、難以準確預測的。而且政府掌握的信息始終有限，政府不可能在較短時間內掌握全部信息，即使在較長時間內可以掌握較多的信息，但客觀形勢在較長時間內可能已經發生變化，政府所掌握的信息中肯定有一部分已經過時。因此一般來說，政府總是在不完全信息的條件下作出決策的。這就是政府在宏觀調控中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之一。
政府在宏觀調控中的另一個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是：政府的博弈對手是公眾，政府在同公眾的博弈中通常處于被動的地位。這是因為，政府只有一個，而公眾則有千千萬萬；公眾的千千萬萬雙眼睛都盯著政府，政府卻無法把眼睛盯著千千萬萬的公眾。于是就必然形成了如下的格局，即政府有政策，公眾有對策，或者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公眾人數眾多，每個人，無論是投資者、消費者，還是儲蓄者，都根據自己的預期選擇自己的對策，從而抵消了政府政策的效果。這表明，來自方方面面的公眾的預期和對策，會使政府趨于被動。
政府在宏觀調控中還有一個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這就是：由于政府總是在不完全信息的條件下作出決策的，以及由于政府政策的推行總是處于同公眾博弈中的被動地位，所以政府的宏觀調控措施往往會力度過大，矯枉過正，因此造成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一管就死”是因為政府總是相信自己的力量，所以一緊縮，就把經濟搞死了，企業就失去活力；“一放就亂”也是因為政府事后感到緊縮過度給經濟造成了損害，于是從緊縮轉向放松，而一放松，投資過熱，信貸膨脹，通貨膨脹又來了。于是政府又感到再度緊縮的必要。
在雙重轉型中，這種時緊時松、時“死”時“亂”的現象之所以一再發生，既由于市場機制尚未完善，又由于政府職能未能正確定位。
由此得出的結論只能是：在雙重轉型已經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礎上，政府職能更應正確定位，切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認為政府是萬能的。政府要遵循市場規律，不要打亂投資者、消費者、儲蓄者的正常預期，宏觀調控不宜大升大降、大緊大松、大起大落；否則，會導致經濟中出現大量泡沫，經濟中的泡沫甚至會突然破裂。這些都會使經濟遭到傷害，并使公眾對宏觀調控失去信心。
經濟運行中會出現運行不正常的預兆，即使政府掌握的信息始終是不完全的，但通過篩選，仍會發現經濟運行不正常的預兆。所以今后政府的宏觀調控應當重在微調，并且要盡可能少采取總量調控措施，而要以結構性調控措施為主。與總量調控措施相比，結構性調控措施所引起的震蕩較小，效果會更顯著。
今后在宏觀調控中，除了應當重在微調外，還應當采取預調措施。宏觀調控起始時機的選擇是十分重要的。過去，宏觀調控起始時機往往滯后，宏觀調控結束時機更可能滯后。這兩種滯后都會給國民經濟造成損失，也會給后續一段時間的經濟運行增加困難。
在宏觀經濟運行中，政府調控原來只是以調節總需求為目標，這主要適應于對失業和通貨膨脹的短期調節。自20世紀70年代起，由于美國經濟發生了滯脹，單純調節需求不能解決問題，僅僅著眼于短期調節也是遠遠不夠的。于是美國在先，其他國家隨后，宏觀調控由單純調節總需求轉為需求調節和供給調節并重，由短期調節轉向短期調節與中期調節并重，以及由總量調控轉為總量調控與結構性調控并重。這已經成為當前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慣用的調控方式，可供我們在雙重轉型中借鑒。
在中國，宏觀調控滯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不僅所掌握的信息不完全，更重要的在于政府沒有對自己掌握的信息進行認真篩選，從而易于被各地區、各部門報喜不報憂的假象所迷惑，而經濟運行中的許多真實情況卻不一定能被政府所掌握，這樣，宏觀調控的時機往往滯后。在今后的宏觀調控中，政府應當汲取以往的教訓，要盡可能掌握經濟中的真實情況，并把預調放在重要位置上，做到預調和微調并重。
限價政策的局限性
問：無論在上世紀90年代的著作中，還是在《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這本書中，你都談到了價格問題。在宏觀調控之下，限價政策局限性體現在什么方面？
厲以寧：既然我們要繼續體制轉型，那就必須懂得限價政策的局限性，因為這是破壞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手段。加之，在經濟生活中，商品價格總是相互影響的，也是互為成本的。在宏觀調控中，有時為了控制某種商品價格的上漲而采取對該種商品限價的政策。經驗表明，限價政策只能短期有效，但給經濟帶來的損害卻是不可低估的，因為限價政策實行的結果是，結構失調現象必然更加突出，更加嚴重。這是因為，全部商品價格都受到管制，這是做不到的；能夠做到的，不過是對某些商品的價格采取限價措施。這樣一來，在商品互為成本的條件下，在其他相關商品的價格可以浮動時，某些商品的價格卻被凍結了，那只能使被凍結價格的商品減少供應量，使產業鏈斷裂，使結構更不協調，進而給經濟運行帶來一系列后遺癥。
資源價格的管制所造成的后果是同樣的。資源絕對不可能做到無限供給，土地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莫不如此。中國勞動力資源雖然比較充足，但如果按年齡、技術工種、專業水平、居住地區來分類，依舊是有限供給的。所以從土地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角度來考察，不能完全按市場需求來制定使用和分配規則，政府在必要時可以實行配額管理。但配額管理的利弊并存，不能隨意使用，否則對經濟運行不利。配額管理的弊病中還包括了“尋租”活動的盛行，即掌握配額分配的部門和官員易于利用配額分配的權力撈取不正當的利益，而且靠行賄或其他不正當手段轉讓配額指標而獲利。配額不一定是在公開、公平、公正的條件下實行的，這將會大大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并嚴重挫傷一些企業的積極性。
當然，資源產品的價格有特殊性，為此，應當考慮到資源有限供給的現實性。配額在這種條件下可以起到一定作用。除了要貫徹“公平、公正、公開”三原則，還應看到配額管理的長期效應，即配額制會導致雙軌價格制的長期存在，甚至會導致正常的產業鏈斷裂，扭曲結構現狀，甚至使結構失調更嚴重。對于資源產品價格不合理之處，最有效的對策是推進資源價格體制的改革。只有通過這一改革，使資源定價趨向合理，才能避免資源價格不合理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這再一次證實了體制轉型在雙重轉型過程中的首要作用。
此外，還應當強調，雙重轉型過程中，政府應當以有效管理為目標，市場應當以有效運行為目標。有效的政府是指：政府應當做自己該做的事情；有效的市場是指：市場應當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凡是市場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由政府去做。這樣，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就協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