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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吉恩·卡拉漢
出版：上海譯文出版社 |
當今國際學界公認，奧地利學派是經濟學眾多流派中經受住了長時段政治、經濟、商業史實考驗的學說。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至15世紀，當時，在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大學教書和寫作的人中，有些是圣托馬斯·阿吉納的追隨者，他們試圖解釋個人行為如何創造社會秩序。這些晚期經院哲學家察覺到了經濟規律的存在。此后的幾代人經過努力，發現并解釋了供給和需求的規律、通貨膨脹的原因、交換匯率，以及經濟估價的主觀性質。所以約瑟夫·熊彼特稱他們為第一批真正的經濟學家，比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還要早。晚期經院哲學家是財產權、契約和自由貿易的支持者。他們稱贊商業對社會的貢獻，反對征稅及管制價格和商業機構的做法。作為道德神學研究者，他們強烈要求政府也必須服從道德規范。
奧地利學派演進發展史上產生過很多影響深遠、貢獻重大的學者，比如里夏爾·康蒂爾，他于1730年寫下了第一篇通論性質的經濟學論文：“論商業的性質”。他視經濟學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并通過“思想實驗”解釋價格的形成，他指出：（過量）增發貨幣對整個經濟的影響是一點一點擴散開來的，同時這種擴散會擾亂價格體系。奧地利學派的另一個著名的先驅是阿內·羅內爾·雅克·杜爾哥，他的成名作為困惑古典經濟學著名的鉆石和水的悖論提供了解決方案。身為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擁護者，他主張廢除與政府有牽連的行業的所有特權，比哈耶克早兩個世紀注意到了“此時此地的特定環境”的重要性：“無需證明，每個個人才最有資格判斷如何最有利地使用其土地和勞動力。”在杜爾哥的影響下，18和19世紀法國涌現出眾多偉大的經濟學家，其中的佼佼者要數讓·巴蒂斯特·薩伊和克勞德·弗雷德里克·巴師夏。薩伊是最早探討研究經濟學方法的人，他創立了確定資源價格的生產力理論，確定了資本在社會分工中的角色，此即“薩伊定律”：如果容許價格變化，自由市場上不可能發生持續的“生產過量”或者“消費不足”。巴師夏，一位有影響力的經濟記者，進一步分析說：非物質的服務和物質財富一樣，都要受經濟規律的制約。在巴師夏發表的眾多經濟諷刺論文中，最能傳世的是他對所謂“破窗理論”之謬論的解剖抨擊：人們往往只考慮一項行動的眼前可見的利益，失于考慮不可見的、長期的成本。而巴師夏認為，經濟學“不要僅僅根據可見的東西來判斷，更應該根據不可見的東西來判斷”。好的經濟學家的目光應越過“看得見的”去搜尋“看不見的”，注意到花錢修理窗戶的人本可把這筆錢用于對他更為有益的事。他還進一步指出，人的行為只能在時間中進行，開始實施行為與該行為最終產生的可辨識的連續反應之間的差距往往非常顯著。如果我們想要重新安排社會關系，就不能僅僅考慮改革的當前效應，而是必須探索它在時間中逐漸擴展的影響。考慮到中國常有“南橘北枳”、“龍種跳蚤”現象，有些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也常提些“挖坑填坑”的政策建議，政府中人也有“拆房建房”的沖動偏好，不能不說，巴師夏先生的以上高見對當今的中國社會來說依然有啟迪警示作用。
要論對當世影響最大的奧地利學派巨人，當非哈耶克莫屬。他的《通往奴役之路》、《法律、立法和自由》如今已成全人類的寶貴財富。哈耶克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最重要的反對者，他堅信，沒有理由認為在實現計劃協調上政府能比追逐利潤的企業家做得更好。他也一再警告政府擴張信用的危險性，并預測到了經濟金融危機即將到來。
奧地利學派緊跟時代，觀察經濟世界，研究人的行為，經濟周期理論是其發展至今最為成熟的成果，它解釋了為什么大多數現代經濟體系在繁榮與衰退之間循環變化。司機代表企業家，汽油是經濟中可利用的資源總數。穿越沙漠的行程是生產過程中的某段時期，乘客代表消費者。乘客選擇車內空調的溫度類似于消費者以放棄儲蓄為代價，在現在進行的消費的數量（也顯示他們的時間偏好）。巴士的速度就是企業家承擔的投資支出數額。最終目的地就是通過盡可能多滿足消費者的愿望以實現經營業績的最大化。而正是中央銀行——比如美聯儲——偷偷摸摸上了車，篡改了消費者的真實選擇數據。中央銀行篡改的正是市場獲知的消費者的平均時間偏好，即基源利率。消費者的時間偏好可以告訴人們，社會通過他們的儲蓄可形成多少能利用的資本，即通過減少空調的消費，巴士還有多少汽油可用。然而，當中央銀行人為降低利率，釋放流動性，企業家作為司機以為這會給巴士注入油料，于是他們開始制定計劃，擴張生產，乘客，即消費者也不會有忍受悶熱而為司機節約油料的想法，他們也傾向于最大化使用空調，即提前透支消費，所以最終結果必然是經濟危機，穿越沙漠的努力失敗，令市場陷入油盡車停的困境。
在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中，美聯儲既是把那些大酒杯倒滿酒水的人，也是在派對盛宴開始時取走大酒杯的人。換言之，美聯儲既制造了虛假的非理性繁榮，又制造了真實的非理性危機。美聯儲用低息貸款將派對的氣氛推向高潮，在災難來臨前又不得不切斷所有人的資金來源。在這個派對圓桌的四周，企業家變得更善于觀察美聯儲的行動，美聯儲也變得更善于觀察企業家的行動。企業家和美聯儲猶如進入了一種打牌游戲，由于有美聯儲的存在，企業家又分化為兩類。奧地利學派用A類企業家和B類企業家的不同來解釋企業家不同的風險偏好，并說明貨幣制造虛假繁榮和有儲蓄支撐的經濟擴張的根本不同。奧地利學派還指出，央行釋放的流動性還引致另一種結果：經濟中新貨幣的創造除了改變商品與貨幣之間的關系，還不可避免地會改變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那些首先獲得了新貨幣的人會得到益處，那些最后獲得新貨幣的人會受到損害。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將經濟學建立在人類選擇的基礎上，他們認為，只有個人才能做選擇。無論何時，在分析我們通常認為的團體的“選擇”時，我們都會發現，其實還是一個或更多的個人在選擇。奧地利學派強調個人的選擇，更強調個人之間的合作，米塞斯說：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定理是“一個普遍原理”，“適用于全部的人類合作行為”，所以“最好將它命名為合作定律”。“合作定律”證明，即使撇開道德上的因素，通過勞動分工和自愿交換合作合乎每個人的利益。奧地利學派還認為：在很多重要方面市場競爭都迥異于競賽和戰爭。市場過程并不挑選“勝利者”和“失敗者”：它的存在使得大家都可以在生產體系中找到一個位置，在這個位置上，每個人都能最大程度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奧地利學派還駁斥了國際市場會使一國與另一國對立的觀點：如果日本或中國變得比美國更加富裕，那么美國也不是輸家。任何地方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對與該地方在經濟上連城一體的所有人都是有益的。市場作為自愿交換的網絡這一性質，隱含著每一個參與者都必定認為他會從一項交易中獲益，否則他就不會參與該項交易。奧地利學派對企業家精神的推崇在眾多經濟學派中最為奪目，他們認為所有人的行為都有著企業家的方面，不僅僅是那些經營企業的人才擁有。企業家精神甚至體現在消費行為之中。企業家精神就是在計劃一個人的行為時為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而做出的努力。
今天我國的精英們大多喜歡凱恩斯主義，喜歡政府干預，迷戀宏觀調控，喜歡挖坑填坑擴大就業制造GDP數字。在這種情形下，筆者以為我們尤其需要多讀讀奧地利學派，至少它能讓我們透過凱恩斯主義的實踐者各國政府及其央行舞動的貨幣這塊“飄揚的面紗”，看清真實的經濟，幫助我們辨識一國、一地經濟體質量的高低、虛實、優劣。而奧地利學派眾多學者既不迎合世俗流見，也不迎合精英政客，既善于診斷經濟學謬論，也敢于解剖政府政策失誤的精神，在今天我國的經濟理論界，更有其特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