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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作用：包容性、不平等問題和工作滿意度

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又出現了另一種退步，而且持續惡化到90年代早期：經濟包容性的下降。這里的“包容性”通常是指弱勢群體的相對失業率和相對工資等指標。長期觀察得到的一個常識是，弱勢群體的失業率大約是其他群體的2倍，其相對失業率的上升在這個時期并不明顯，然而，低端勞動力與中等水平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差距逐漸拉大，差距的幅度可以用“10-50比率”反映：收入排名最低的10%的工人的工資與收入排名在50%的工人的工資（中位數工資水平）的比例。結果表明，低收入群體的經濟狀況嚴重惡化。20世紀40年代，低收入者相對于中位數收入者的狀況有明顯改善，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包容作用。但低收入者工資水平提高的美好時代于20世紀最后25年宣告終結，全職工作的低收入者在70年代與中位數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擴大了9%，到80年代又擴大了10%， 90年代依然以同樣的速度滑落，直到1995年才穩定下來。其結果是，低收入者的相對工資到90年代中期約比1975年的水平下降了20%。
　　由于工資差距是從70年代后期（增長率下降幾年之后）開始顯著增大，我們很自然地就會懷疑生產率增長減速是工資差距拉大的原因。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目前還存在疑問。本書用很多篇幅指出，創新活動可以推高對資本品的價值評估，從而把生產率、工資水平和就業率推向更高的軌道，另外還可以直接創造就業機會，因為產品開發、推廣和評價往往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工作。然而這里要討論的是低收入者相對于中等收入者的工資水平，答案可能與高技術產業體系的出現有關，因為通信技術提高了大多數商業創新對技能的要求。史蒂夫·喬布斯必須對相關技術有所了解，才能判斷哪些新產品是可行的。新出現的高技術體系對負責其運轉的員工也提出了更高的技能要求。簡而言之，快速創新是問題的根源。然而生產率增速放緩的數據表明，從整體經濟來看，創新率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下降，只在1996~2007年稍有回升。假如創新活動恢復到當年的高水平，那會造成怎樣的就業悲��！因此，更符合實際的假設是，參與和采用創新的企業往往可以降低其生產成本，當創新停滯時，其價格也不再下降，這會給弱勢群體和大多數工人群體造成較大的損失。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積極采取措施，試圖扭轉或控制差距的擴大。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具有預言性地出現在70年代初，他認為經濟正義的概念要求政府用補貼或者其他手段進行干預，盡可能提高最低工資率。幾年之后，眾議院的威爾伯·米爾斯（Wilbur Mills）領頭并通過了1975年的《所得稅抵扣法案》。該法案規定某個年度的低收入者將獲得未來的稅收抵扣，700美元可能變成1 000美元。這個措施恰逢其時，因為最低收入者的工資從70年代后期開始下滑，并延續到90年代早期。1985年的里根減稅法案對該法案進行了修正，比之前更加照顧有未成年子女的工作家庭，其性質由此變得更類似于兒童撫養補貼，而非工作補貼。但不管怎樣，這方面的年度支出從未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1%。
　　這些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增加收入從而鼓勵人們通過繼續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斯密所說的“自助”，而是向低收入者提供經濟幫助，不管他們是否參加工作。來自稅收抵扣的微薄收入遠遠比不上低收入者從其他補貼項目中獲得的好處，包括食品券、醫療補助計劃、低收入者住房項目、未成年子女的母親補助、殘疾人福利以及其他較小的項目。與低收入者所能得到的工資相比，從這些項目中獲得的收入加起來更可觀。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美國的“社會性轉移支付”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1960年的7.26%提高到1970年的10.21%，并于70年代飆升到15.03%，幾乎與英國的水平相當，然后在80年代進一步提高到21.36%，遠遠超過英國。隨著生產率增長減速的延續，社會福利依然呈現擴大趨勢。美國人口調查局的數據表明，獲得某種形式的政府福利的家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從1983年的29%，直線提高到2011年的48%。當低端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增長停滯時，非工作性質的收入大幅增加：
　　最底層的10%的群體在1990年的收入僅為150億美元，人均約1 200美元，而整體經濟中的勞動力的平均收入在當年約為2.5萬美元……這點兒收入（1 200美元）怎么維持生計呢？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大規模的福利支出，尤其是（但不限于）在崗員工和潛在員工有資格獲得的福利……當年，針對在職員工的各項福利，如醫療補助計劃、食品券、住房福利和補充收入保障計劃的總公共支出高達1 500億美元。從現有的補助項目中獲得的收入，遠遠超過最底層的10%的群體的工資收入。我們這里有一個對其依賴度的測算：他們的工資收入在全部收入（現金和實物收入）中只占一小部分。然而，取消福利制度并不會增強他們的獨立性……他們還是會依賴，只不過依賴對象會轉移到親屬和慈善機構。
　　這樣一來，工作被嚴重貶值。愿意從事全職工作乃至任何一種工作的低收入者越來越少。
　　政策制定者在最近幾十年采取了另一種應對措施，即對收入最低的40%的群體（幾乎是總人口的一半）接近于取消稅收。選擇工作的人（多數是工資較高的人）面臨的稅率也幾乎低于西方其他國家：非常名不副實的所得稅、零住房稅收以及零聯邦增值稅等。于是，美國政府為收入較低的一半人口負擔了巨額的財政赤字，使人們的稅后工資、財富和消費基本上保持在相對收入沒有下降的水平。然而，這些政策對于鼓勵低收入者重新融入社會、增強他們因為貢獻而獲得收入的自立精神毫無裨益。以前，美國收入較低的那一半人口雖然不能為政府提供稅收，也不能影響政府，但至少還有自己的事業和工作，但如今他們沒有自己的事業，對政府事務有了發言權卻依然不負擔任何成本。
　　面對各種問題，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都只有表面作用，美國經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此外，即使稅收抵扣、社會福利支出和減稅能夠持續有效地把失業和工資差距縮小到以前的水平，還是會有問題。如果創新萎縮繼續拖累經濟發展，經濟生活的滿意度也很可能下降。從本質上講，政策措施無法解決經濟生活的結構問題和體驗的退步。
　　此外還有關于工作滿意度的損失和工作安全問題。在增長率增速放緩時，工作滿意度的確出現了顯著下降。從理論上說，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新產品和新工藝的創新速度大為減慢，尤其是本土的草根創新帶來的新產品和新工藝，我們可以推論，在產業界從事工作的收益將很快下降，因此，工作滿意度趨勢的數據可用于檢測經濟發展形勢的嚴重惡化。結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涉及工作滿意度問題的多次家庭調查中，雖然某些調查顯示70年代早期以來工作滿意度并沒有下降，但總體而言，工作滿意度呈顯著下降趨勢。例如，蓋洛普咨詢公司的一份調查問卷中有一個問題：“你是否很享受工作，把工作推到一邊時感覺很難熬？”對這個問題做肯定答復者在1955年占51%，1988年為33%，2001年只有23%。吉孚富凱羅普顧問公司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工作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休閑的目的是給工作充電還是純粹娛樂？”回答工作最重要的比例在1975年為48%，1985年為46%，1995年為37%，2000年只有34%。最后，蓋洛普咨詢公司在調查中問道：“對你從事的工作或崗位是否滿意？”回答“滿意”的人的比例在1966年平均為86%， 1973年為77%，1984年為70%，1995年為73%，到2001年僅為70%。
　　布蘭弗羅和奧斯瓦爾德對美國綜合社會調查中工作滿意度數據的分析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這一時期出現了“幅度較小但系統性的”下降趨勢。作為工作滿意度研究方面的權威經濟學家，他們還指出這個結果，因為在最近幾十年中，工作的物質條件實際上在不斷改善。另外，男性和女性在這個趨勢方面的差異并不明顯。
　　或許有人會問，工作滿意度的下降趨勢是表明工作士氣出現了問題，還是說由于生產率增速下降和失業率上升導致員工和雇主的地位發生變化？畢竟，美國的失業率曾經在1982年11~12月達到10.8%的高點，那正是對抗通貨膨脹過程中最艱難的時期。然而，即便我們把研究范圍縮小到失業率較低、與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水平相近的年份（但這樣的年景也越來越罕見），仍然可以看到工作滿意度的顯著下降。
　　工作滿意度下降的現象并不限于美國。源自內部的自主創新曾經是西歐國家工作滿意度的重要源泉，但這種創新在20世紀40年代出現停滯，到50年代已徹底消失，只是依靠從海外（主要是美國）引進的新產品和新工藝彌補這個缺陷，從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引進一直占主流地位，給勞動者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滿意度。然而，隨著美國的生產率在70年代的減速，到80年代，歐洲國家能引進的海外創意大量減少，那里的工作滿意度和就業數量開始顯著下降。從理論上我們可以推斷，歐洲國家的工作滿意度會在80年代略有下降，下降幅度不大是因為其基點原本就不高。事實上，從世界價值觀調查在80年代搜集的早期數據可以看出，英國的工作滿意度在1980~1991年嚴重下滑，1991~2001年也出現了類似情況，意大利在1980~1991年下滑，德國當時的下滑幅度較小。最后，歐洲國家自身的生產率增長也必然減速，意大利和法國的生產率增長分別從1997年、1998年開始急劇減速。法國的工作滿意度雖然在1991~2001年略有上升，但21世紀前10年再度下降，德國則是從1984年開始就陸續減速。
　　許多人認為，工作滿意度的下降標志著工作穩定度的下降。不僅專注于安全保障的人可能會這樣想，就連一些涉獵范圍更廣的人也是如此，例如，一些家庭調查專家就提出：工作穩定度是工作滿意度的一部分。但按照他們的邏輯，如果你能從自己的工作中感受到巨大的滿足感，但某些東西使你擔心失去這份工作，你就會說對這份工作不滿意，但說你對自己的經濟狀況感到擔憂豈不是更準確？至少有一個調查引導受訪者把工作穩定度納入工作滿意度，并將其列為工作滿意度三要素或四要素之一。那么，在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穩定度之間是否存在統計相關性呢？如果把各種干擾因素清除，的確能看到這樣的相關性，但相關性并不一定代表兩者具有因果關系。工作滿意度低和工作穩定度低可能只是經濟中有大量低收入崗位存在的特征。工作穩定度也不是工作滿意度的充分條件：例如匈牙利人的工作穩定度很高，但工作滿意度極低。不管怎樣，生產率增長減速時期的歷史數據并不表明工作穩定度出現了顯著的下降趨勢。蓋洛普咨詢公司的家庭調查報告顯示，美國的在崗員工對工作穩定度表示“完全滿意”的比例從1989年（調查初年）的45%提高到2002年和2006年的55%（這些信息來自美國的工作滿意度數據匯編，沒有更早的年份）。美國綜合社會調查的報告指出：感覺“完全不可能”或“不太可能”在未來12個月內失業的人口比例明顯下降，從1977~1978年的91%（最早的數據）到1990~1991年和1994~1996年的89.5%；感覺“非常容易”或者“比較容易”找到報酬相當的另一份工作的人口比例從1977~1978年的59%提高到1990~1991年的60%， 1994~1996年又下滑到57%。這些數據表明，經濟活力下降并沒有增強不安全感。
　　因此，沒有什么實際證據能夠證明經濟活力的喪失會導致工作不安全感增加。隨著生產率增速放緩，人們會推論出熊彼特主義的“就業破壞”與“就業創造”現象同時減少，而實際數據也證實了這個推測。據估計，1989年有8%的工作崗位被破壞，這個數字1992~2002年下降到7%，2002~2007年降至6%。這個結論看似不可思議，但實際情況確實如此。工作的不穩定度在經濟衰退時期通常會升高，然而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工作的長期穩定都發生在某次衰退之后。即使經濟衰退加劇了失業問題，在經濟復蘇甚至平穩期，工作崗位也不太容易被破壞，因為危機及其破壞已經過去�；盍适�、解雇浪潮等破壞雖然在經濟復蘇期未能逆轉，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會輕易再爆發。
　　生產率增長減速時期的一個新現象是始于20世紀90年代從制造業向服務業和金融業的結構性轉變。美國的重工業（耐用品制造業）就業人數在90年代初期和末期均為1 150萬人，非耐用品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則從720萬人下降到2000年的670萬人。由于制造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其員工大多是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力，因此其他部門的增長無法創造足夠多的新勞動力需求，也就無法彌補原需求的減少。就業的完全恢復要求總產值有更大幅度的增加。產值的增長不足以完全實現就業水平的恢復，這在今天被稱為“無就業復蘇”。制造業下滑在21世紀前10年加劇，當然部分源于從中國的進口增加。不過在一段時期內，建筑業的繁榮很快彌補并超越了制造業的就業損失。在國內儲蓄不變的情況下，從購買美國的國內產品轉向購買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增加了用于國內投資（建筑業）的資源總量。在儲蓄減少和投資持續繁榮的情況下，外貿赤字必然擴大，出口越來越少，從中國的進口越來越多。
　　最后但同樣關鍵的一點是，在生產率減速時期，就業波動越來越大。我們已經介紹了失業率上升的趨勢，但還有其他經濟表現維度，包括離職及其帶來的混亂感。這個時期，在30多年內就發生了5次衰退：1975年（月度失業率達到9.0%），1982年（10.8%），1992年（7.8%），2002~2003年（6.3%），以及2008~2009年的大衰退（10.1%）。因此客觀地說，1972年之后的經濟變得更易受到衰退的影響。我們可以用騎自行車來做個類比：在不得不低速前進時，騎行者往往更容易偏離路線。創新的削弱可能是生產率和就業減速的原因。最近的一篇論文指出，企業考慮放棄某項創新項目，擔心新產品遭遇失敗，首先是害怕新產品會使自己的產品被市場淘汰，另外也很擔心市場需求會因下一次衰退而變弱。
　　2008~2009年的嚴重衰退是一個特例，這不是因為其下降幅度最大，而是因為這只是長期衰退的序幕，美國經濟直到現在才勉強擺脫。相比之下，1933~1937年從“大蕭條”中的復蘇創造了復蘇速度的紀錄。低谷也往往代表著矯枉過正，而非基本面的因素，低谷之后通常會出現高速復蘇。然而，前文提到的多次衰退之后的復蘇期都非常規地延長了。再以騎自行車為例，我們的解釋是，快速增長的經濟對抗衰退的能力更強，就像快速前進的騎行者回到正軌的速度也更快。在1949年的衰退中，當美國經濟回到過去的快速增長軌道時，失業率在達到7.9%的峰值（一年前為3.7%）后一年內又回落到4.2%。但在1975年的衰退中，在達到9.0%的峰值（一年前為5.1%）后，花了3年時間才回落到6.0%。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與1950~1972年的黃金時代相比，1972年之后美國經濟的復蘇步伐要慢得多。即使在1920~1941年的高增長期，美國經濟也幾乎不受衰退的沖擊或長期處于波動狀態，只是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投資過剩之后遭遇了沉重的打擊，而政策的失誤又加劇了衰退。
　　如今，人們已普遍認識到引發2008~2009年嚴重危機的一系列錯誤行動：政府試圖擴大住房所有權的政策，房價會不斷上漲（至少有時間賣掉）的幼稚判斷造成的魯莽行為，抵押貸款發放者的欺詐行為，大銀行通過大量借款提高資本杠桿率然后把抵押貸款做成資產包賣給海外銀行（打包和分銷）的做法等。
　　然而，我們所分析的這一時期的多次衰退（包括1975年和2008~2009年的衰退）卻顯示，許多家庭靠大幅減少儲蓄維持收入水平，整個國家通過向海外大量借款維持財富規模，政府通過大量借款和各種刺激投資、產出和就業的措施維持其財政收入，而這些做法最終被事實證明是不可持續的，其效果令人失望�？傮w來說，人們頑固地否認生產率下滑時代已經到來，拒絕對未來可以承受的國內消費水平進行冷靜判斷。這必然導致一個病態的社會，政治領袖在選民面前不敢講出真相。大減速之后并不必然會陷入這種狀態。從理論上講，生產率增長減速會使社會陷入狂躁狀態，不可避免地導致過度投機的假設難以成立，因為它更有可能使整個社會跌入衰落和癱瘓的深淵。但不管怎樣，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必須弄清楚這種減速的原因并積極尋求最好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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