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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譚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
中國稅收的歷史，折射的是中國經濟的歷史；中國稅收的發展，亦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縮影。中國的稅收，就是國家與個人不斷融合、不斷博弈的結果。
稅收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經濟現象。隨著私有制和國家的產生，稅收也應運而生。最早出現在夏朝的稅收雛形——貢，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當時并無嚴格的法律規定，因此貢品的種類、數量、繳納方式完全憑各諸侯、藩屬的意愿隨意制定。而伴隨著國家的發展、王室開支的增加，自愿納貢顯然難以滿足其日常需求，王室君主遂開始征收新稅，并獲得了各貴族階層的支持。隨著封建社會的不斷發展，君主開始給予貴族稅收的特權，同時加大對普通民眾的賦稅力度，開啟了專制征稅的歷史。
稅賦的根本問題是強國與富民的問題。
當封建王朝的君主致力于打造強國，便不可避免地要以稅賦形式從其子民手中掠奪資源，至于民眾是否過得有尊嚴,則并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內。歷史上的各大王朝，大多是以暴力征稅遭遇人民的暴力反抗而終結的。
隨著封建時代的終結、民眾思想意識的覺醒，納稅成為每個人應盡的義務。但國家卻一定不能隨意征稅，同時還應該規范稅收的使用，推動一系列現代稅收知識的廣泛傳播。于是，現代稅收制度正式宣告開始。
在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里，我國的稅收制度一直停留在古老、簡單的直接稅階段，而這一階段的稅收制度隨意性較大，尚不具備現代稅收的特征。以商業稅為例，種類偏少、在稅收總額中的比例偏少，是中國古代并不完備的稅收制度的重要特征。
進入現代社會以后，圍繞商業貿易的間接稅開始登上歷史舞臺，成為目前中國稅收的真正主宰。在這個稅收歷史的分水嶺上，繼續加大所得稅、財產稅等直接稅的占比固然重要，但如何規范稅收的使用顯然更值得關注。間接稅和直接稅誰占多誰占少，并不是衡量一個國家稅收制度優劣的唯一因素，如何將稅收“用之于民，造福于民”顯然更加重要。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基本上確立了雙主體稅復合稅制的稅收體系，即以所得稅、流轉稅為主體稅，輔之以其他稅種的復合稅制體系。
而在1950年至1978年的計劃經濟時期，為了便于征稅，合并、簡化稅種成為此階段稅制發展的主要趨勢。1973年開展的簡化稅制徹底將新中國成立初期確立的復合稅制簡化為工商稅獨大的單一稅制，稅收的經濟杠桿難以發揮作用。
1978年至1993年，我國處在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雙軌制時期，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使得涉外稅制獲得了發展與完善，國內的稅收制度不斷豐富，截至1993年，我國已開征37種稅收。雖然繁多的稅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調節經濟的作用，但是卻帶來了征收與監管的雙重困擾。
在“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稅改原則指導下，1994年，我國開啟了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稅制改革。截至目前，我國開征的稅收為18種（分別是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關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房產稅、契稅、車船稅、船位噸稅、車輛購置稅、資源稅、土地增值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印花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煙葉稅，而這些稅可以分為五類，即流轉稅、所得稅、財產稅、資源稅、行為稅），較稅種最繁多時期的37種少了一半多。值得一提的是，我國于2006年取消了農業稅、牧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這極大地減輕了農民的稅負，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當然，稅制改革不能止步于“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更是今后稅收改革的重中之重。
從目前我國的稅收收入情況來看，所得稅和流轉稅的主體稅種地位毋庸置疑。2010年至2012年的三年間，流轉稅收入總額占當年稅收總額的比重呈現下降的趨勢。所得稅收入總額占當年稅收總額的比重，除2012年受2011年9月份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上調的影響而略有下降之外，基本呈現上升趨勢。目前，我國的兩大主體稅種占比正趨向合理化。作為輔助稅種的財產稅、行為稅、資源稅占當年稅收總額的比重沒有明顯增長，針對調節國民經濟、保護資源環境等目標，各稅種收入各有升降。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和完善，我國的稅收制度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傳統的“稅費不分”已經得到了重視和治理，普通民眾對稅收和行政性收費也有了一定的認識。與此同時，稅收制度的立法體系亦不斷完善，立法機關從各部委、國務院上升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2007年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和2011年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十九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稅法》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企業所得稅和車船稅的征收體系，使各稅種的征收在更大程度上獲得認可和保障。而與此同時，稅收的監管與征收也更趨規范化、科學化、合理化。
稅收改革不是稅務部門或者稅務專家一家之事，它更需要廣大民眾獻言獻策。而本書的意義就在于，讓更多的人讀懂稅收，讓更多的人可以從書中走進看似深奧、神秘的稅收世界，從而關注稅收、重視稅收，并加入稅收改革的討論，最終建立起“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的現代稅收制度。這是國之幸，更是民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