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北美和西歐作為世界上工業經濟及城市化發展水平最高的兩個區域，原有的大城市分別迎來了經濟全球化機遇下的擴張和重建。但在1970年代之后，全球范圍內掀起了劇烈的產業轉移，更密切的跨國生產和貿易成為可能，新技術革命更是徹底讓原有的技術標準和生產工藝被掃入到歷史的故紙堆。北美和西歐許多原有的工業重鎮城市因為不能應對這種變化，而不可避免迎來了衰敗，而其他一些兼有工業、商業和政治功能的大城市，則在城市轉型道路上交出了不同成績的答卷。
北美和西歐城市1970年代以來的轉型發展，對于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的城市在稍晚時候完成同樣的歷史任務，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這里提到的城市轉型，實際上可以視為工業經濟時代終結后，城市重新確立自己的發展體系、功能結構和規模的重組，既有順應去中心化、去工業化、更深入席卷全球化的形勢的意味，也體現了一些城市的市政當局主動擁抱變革的能動性。
美國路易斯維爾大學城市與公共事務系教授漢克·V.薩維奇、美國福特漢姆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保羅·康特合著的《國際市場中的城市：北美和西歐城市發展的政治經濟學》選擇了10個城市樣本，來分析1970-2000年間北美和西歐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工業城市的轉型變革。這10個城市包括3個美國城市，紐約、底特律、休斯頓；1個加拿大城市，多倫多；2個英國城市，利物浦和格拉斯哥；2個法國城市，巴黎和馬賽；以及來自意大利的米蘭和那不勒斯。無論從國家政治體制、城市治理體制，還是轉型變革的政策內容來看，這10座城市在歐美都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數據即可直觀反映，2000年時的底特律、格拉斯哥、利物浦、馬賽、那不勒斯的發展情況都不能讓人滿意，這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這五個城市原先對某個單一產業形成了過強依賴，并且在轉型變革中不愿意放棄原有產業或對之進行大刀闊斧的調整，以至于失去了最好的轉型機會。以利物浦為例，盡管它的港口和制造業仍然存在，但更多的機會流向了它最近的競爭對手曼徹斯特，這種競爭態勢頗類似于兩個城市的代表球隊在英超足球聯賽上的力量對比。比利物浦還要糟糕的就要屬那不勒斯，這個城市對意大利國家的財政補貼形成了嚴重依賴，還拒絕調整舊時代留下的家庭作坊式的制造業（這是當地的主導產業）。
失敗者的教訓大多類似，成功者的經驗似乎也能進行一番梳理。紐約、巴黎、米蘭、多倫多則成功實現了城市的轉型復興，產業多樣性以及較早的發展創意產業并以此來帶動傳統制造業的提升，可以概括為經驗。
為什么底特律等城市會在轉型中受挫，而紐約能脫穎而出？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市場中的城市：北美和西歐城市發展的政治經濟學》這本書選取的10個城市樣本中，失敗者陣營和成功者陣營都分別有中央政府主導地方財政的的城市，以及財稅大權、發債權掌握在地方市政當局的城市，因而不能從這方面簡單化的得出結論。書作者提出的另一項變量顯得更為重要，即城市治理的公民參與水平，呈現出與城市轉型發展結果的正相關關系，即公民參與積極的城市，轉型變革就獲得了成功，反之則迎來了失敗。
樣本城市數據也足以說明，一個經濟體采用以社會福利或市場自由為發展導向的策略，都可以帶動經濟發展和轉型。所謂以社會福利為發展導向，是指城市等經濟體實行較高的商業貿易稅、對土地實行嚴格管制并建立保護區、很少向企業發放商業補貼、商業活動中注重社會標準，鼓勵采用公共交通、為大眾提供政府興辦的職業培訓和發展計劃等政策；相對應的是市場自由導向政策模式，對商業貿易征收很低的稅收、土地自由使用、大量發放商業補貼、為私家車提供高速公路等便捷通行條件。在這本書提出的前述四個成功城市中，巴黎推行高社會導向政策，多倫多、米蘭的政策風格是綜合性的，而紐約則實行市場自由導向的政策。由此而論，成功實現城市轉型，需要在社會和市場兩方面導向中取得平衡，爭取通過活躍的市場經濟積累更多的稅收，從而為城市社會福利政策的推行奠定基礎；反過來，中等或高社會導向政策也會有效祛除市場壟斷等問題，同樣可能推動實現經濟繁榮。
《國際市場中的城市：北美和西歐城市發展的政治經濟學》一書還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探討不同政體（政治體制模式）對城市轉型發展帶來的不同影響。漢克·V.薩維奇和保羅·康特注意到，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更深入推進，特別是全球化對各國、各地區文化和社會傳統起到的趨同化改造影響下，全球各地的城市都在走向趨同。這方面不僅反映為許多城市新建城區、標志性建筑的相互模仿，更重要的在于后工業時代的服務型經濟及其需要的實體環境，存在趨同化要求。由此也使得全球各地的城市管理制度框架、發展戰略內容、政府監管與干預方式等出現了趨同化特點，呼喚出現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市長（以更好的帶動和引領城市發展、轉型、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