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推出的新書《影子銀行和銀行的影子》近日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本書第一作者、金融所副所長兼金融所財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殷劍峰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當前我國的金融體系正在從傳統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的簡單金融體系演變為以銀行為主導的復雜金融體系，“影子銀行”和“銀行的影子”迅速發展帶來了信用膨脹，進而導致總杠桿率上升。他說，這樣的金融創新，如果沒有在經濟中挖掘出新的生產力，結果必然導致危機。
《經濟參考報》：您在這本書里提出了兩個類似又不同的定義：“影子銀行”和“銀行的影子”，能否解釋一下二者的區別和聯系？
殷劍峰：“影子銀行”，一個公認的定義是：向企業、居民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期限配合和提高杠桿率等服務，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替代商業銀行核心功能的那些工具、結構、企業或市場。商業銀行體系核心功能無非兩個：第一，創造貨幣，為經濟提供流動性；第二，發放信貸，為經濟創造信用。商業銀行在擔負這兩個核心功能時同時面臨內在的脆弱性和外在的嚴格監管，因此，“影子銀行”對正規商業銀行體系的替代既是金融體系的自身發展、強化過程，又反映了逃避管制乃是金融創新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我國，逃避管制的金融創新除了“影子銀行”外，還有“銀行的影子”：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上不被統計為信貸的信用創造活動。近些年，“影子銀行”和“銀行的影子”在我國得到迅速發展，我國金融創新速度和程度已經超過很多人的想象。然而，在實體經濟體制不改革、軟預算約束依舊普遍的情況下，過快的金融創新刺激了信用膨脹，正在造成杠桿率的攀升和系統性風險的累積。這種實體經濟缺乏亮點、金融領域創新頻頻的景象似曾相識——2000年納斯達克股市暴跌后到2006年次貸危機前的美國就是如此。
無論“影子銀行”還是“銀行的影子”，都是要替代正規銀行體系的兩個核心功能。不過，從金融體系的結構演化看，“影子銀行”是“直接融資”的自然延伸，反映了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的發展；而“銀行的影子”則是“間接融資”的進一步演化，反映了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的變化。不論加入“影子銀行”還是加入“銀行的影子”，復雜金融體系都會出現兩個共同特征：第一，貨幣流動性結構更加變化不居。比如，居民的定期存款通過“影子銀行”變成證券化資產，或者通過“銀行的影子”變成企業債券和變相的信貸，都會增加流動性強的狹義貨幣。第二，金融部門內部的聯系高度緊密，信用鏈條開始拉長，一點風吹草動即會引發系統性的崩潰。
《經濟參考報》：大家更關注的是，這兩個概念對經濟有什么意義，您能不能講得再具體形象一點？
殷劍峰：對我國金融體系來說，“銀行的影子”比“影子銀行”更重要。
我國的金融體系是銀行主導，信用創造活動過去一直以貸款這種“間接融資”方式為主。近些年，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創新的推出，在傳統存、貸款業務之外，我國金融體系已經演變為以“銀行的影子”為主導，以“影子銀行”和“直接融資”為輔的復雜金融體系。伴隨著我國金融體系這種結構演化，我國經濟總體的杠桿率大幅度上升。雖然貨幣總量依然能夠大體反映信用總量的水平值和趨勢，但是，信貸已遠遠低于信用總量，并且，以信用總量計算的杠桿率也正在超過M2/GDP。
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創新使得信貸已經不能反映全部的信用創造活動，為了更廣泛地考察我國的信用創造活動，需要將貸款以及貸款之外所有的債務類金融工具納入統計的視野，但這依然低于M2/GDP的水平。
除債券產品外，過去幾年中最重要的信用創造活動就是被稱作“影子銀行”、但很多實質是“銀行的影子”的金融創新，這既包括銀行自身的創新，如銀行理財產品、票據融資、同業代付等，也包括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合作的創新，如銀信、銀證、銀基、銀保合作的產品。這些產品雖然有些不被計入信貸科目或不被納入廣義貨幣統計，但是，它們都在銀行部門的資產負債表上。所以，統計我國銀行部門，即“其他存款性公司”對同業的資產和負債就可以大體計算“銀行的影子”究竟有多大規模：我國銀行部門對存款性公司和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凈債權自2009年底的2萬億飆升至2012年12月的12萬億左右，占銀行部門總資產的10%以上。
于是，如果將我國的“銀行的影子”算上，那么，總體的杠桿率將進一步、迅速地上升。統計數據顯示，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GDP自2007年以來就不斷上升，至2012年已經達到42%左右；同期，對其他金融機構債權/GDP也從2008年的不到4%上升到2012年的8%左右。將這兩項與前述各項合并后，我們就得到了初步統計的總杠桿率：2012年的杠桿率已經達到了194%，比2008年上升了近50個百分點，而在2008年之前，杠桿率是下降的。
《經濟參考報》：您重點講了我國當前金融創新問題，在您看來，這種創新對經濟下一步走勢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殷劍峰：過去幾年中，我國金融體系發生了巨大變化，已經從傳統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的簡單金融體系演變為以銀行為主導的復雜金融體系，認為我國金融創新不足的觀點是站不住腳了。這種體系中，貸款在信用創造中的地位正在顯著下降，“銀行的影子”和“影子銀行”地位正在顯著上升，而“銀行的影子”依然是金融創新的主導。這種變化意味著，我們需要關注M2/GDP上升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但是，更需要警惕這種上升背后的信用膨脹、高杠桿和系統性風險警示。
毫無疑問，與高M2/GDP隱含的通貨膨脹壓力相比，信用膨脹導致的總杠桿率上升更加令人擔心。次貸危機前的美國如是，依然陷入泥沼中的歐元區也如是。通過數據統計可以看到，從2005年到2009年歐元區危機觸發，“歐豬五國”的杠桿率都出現了顯著上升，這與德國杠桿率的下降形成鮮明對比。2009年后，德國等部分國家杠桿率的上升則主要是因為GDP的相對萎縮。
雖然我國總體的杠桿率與危機前的德國接近，低于危機前的“歐豬五國”，但從歷史比較看，桿已經超過了亞洲金融危機時期。資料顯示，我國的貸款/資本形成在2009年達到70%，遠超亞洲金融危機前的52%。如果不考慮其中可能存在的統計誤差，表明2009年的投資中經濟總體的自有資本金只有30%。同期，貸款/增加值在2009年為35%，高于亞洲金融危機前的21%。
金融創新——無論是“影子銀行”，還是“銀行的影子”——如果只是推高了經濟總體的杠桿，而沒有在經濟中挖掘出新的生產力的話，其結果必然是危機。我們認為，金融創新在任何時候都要以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為基礎，信用的擴張必須以實體經濟再生產的持續擴大為前提。這就要求實體經濟的體制改革應該先于以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金融改革，而對于實體經濟的體制改革，其要旨又是去除經濟中普遍的軟預算約束和道德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