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問過一個問題，為什么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再進一步問，為什么我們這個體制，改起來那么難?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嗎?中國這個要改革的體制，從1952年國民經濟開始恢復，到1978年，總共也不過就是26年。其實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元素還在，農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勞動者私產的合作社，在理論上還可以退社。農戶自留地的面積蠻大的，此外尚沒有搞政社合一，沒有城鄉戶籍控制，也沒有從這個產業到那個產業，這不準、那不準的那一套。
換句話說，計劃命令體制應該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間形成的。總計20年時間，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體制。可是要改這套體制呢?從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經35年了，人們還在呼吁改革、討論改革、建言改革。這么一個現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為什么我們過去形成的那套體制，改起來特別難?
現在一個認識是，維系老體制的既得利益太頑固。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濟壯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壯大了。現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億、多少億實實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頑固，于是改革就難了。
但是，哪個國家在哪個歷史時代都有既得利益問題。一套體制就是一個既得利益格局，從來如此。改革要改游戲規則，也就是要改變經濟競爭的輸贏準則。游戲規則改了，原先的贏家不一定繼續贏，當然不可能高高興興就退出比賽，總還想維系老規則，繼續贏下去。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樣。所以要問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為什么顯得特別嚴重?
我的看法，計劃命令體制不是從實踐中自發建立起來的。它是按照一種理論構想、按照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構造出來的體制。如把整個國民經濟作為一家超級國家公司來處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經驗。發達國家的市場里是出現過一些大公司，但要讓公司大到覆蓋國民經濟，以至于可以消滅全部市場關系、完全靠“看得見之手”來配置一個國家的經濟資源，那還是要差十萬八千里。但是一旦把這么個超級國家公司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態，誰能隨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義”的大詞匯，碰不得，只好拖來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還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詞匯”的既得利益，才特別頑強，特別難觸動。推進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經驗的基礎上來，也就是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的理想要堅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國一步一步實現，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也要根據實踐效果來調整。
既然改革這么難，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因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后面。大體有三個層面。
第一，不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連鎖爆發趨勢。
聯系到當下的經濟形勢，總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出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了。所以現在論改革，還不是擺開架勢做最優的頂層設計，或慢慢摸到石頭再過河。很多問題久拖不決，正派生出更多的問題。我寫過“接著石頭過河”，就是挑戰一個接一個地飛過來，逼你出手招架。這是第一層次。
第二個層次，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制、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參照系，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
現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產業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系究竟是什么，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么?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了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面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國經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家的期望，就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改革前怎么樣，更不能講解放前怎么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系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輕一代人對社會的期望，也會出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彌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層面，現在很多制度性的變量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
看到這類現象，人們習慣于批評中國人有法不依，沒有遵紀守法的好習慣。但有的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的法，定得不合理。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里一定說請大家不要打開手機。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可是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家一落地就廣播說現在可以打開手機了。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后開手機沒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讓大家開手機得了?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或規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現在不少經濟管制，或曰法規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行，弄來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過日子。
講到這些現象，“小道理”盛行——這個不讓碰，那個不讓改。但似乎忘了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合法的框架里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盡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敗。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現實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制里來。在這三個方向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