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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瑾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
中國經濟硬著陸還是軟著陸?誰在推高中國房價?股市還有希望嗎?改革何去何從?
財經作家徐瑾在新書《中國經濟怎么了》一書中,列舉了中國經濟轉型期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經濟轉型”無疑是現在的焦點問題,記者梳理了論述現代國家經濟轉型的一些書籍,力圖為關注處在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的讀者提供借鑒。如徐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說,將中國問題放在國際視野下考慮,很多當下的困惑其實也就不成為困惑了。
中國經濟怎么了
持續三十年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看似成功避免了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在《中國經濟怎么了》一書中,徐瑾提出了一個個隱藏在繁榮背后的問題:中國經濟硬著陸還是軟著陸?誰在推高中國房價?股市還有希望嗎?改革何去何從?
國際大環境也沒有那么樂觀。該書認為,世界經濟仿佛又回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刻的峭壁邊緣:美國主權評級被降、全球股市大幅跳水、歐元債務危機連綿不斷、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作者借此發問:在這一次全球性衰退中,中國經濟能否繼續獨善其身?
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經濟學家魯比尼在到訪中國后,給出了他的判斷:中國可能會在2013年之后經歷經濟衰退。因為曾成功預言次貸危機,魯比尼此言一出,引起中國經濟學家的強烈反彈。《中國經濟怎么了》一書暫且擱置了魯比尼觀點的爭議,徐瑾將魯比尼的這番話視為一種警醒。畢竟經過三十年高速發展后,中國人均GDP從不足400美元提高到4384美元,中國在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際,也正處于社會轉型各類矛盾集中爆發之時,行走在“中等收入陷阱”邊緣。
另一本經濟學新書《一炮走紅的國家:探尋下一個經濟奇跡》,也分析了中國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隱憂。該書作者魯奇爾·夏爾馬是美國摩根士丹利公司負責新興市場的投資家,他特別列舉出幾個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重大問題,如勞動力枯竭、通貨膨脹、政府債務、體制問題和消費不足等。
夏爾馬在書中反復強調,如果中國無法將若干關鍵問題解決好,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難以自拔,無法踏上高收入國家的征程。“中等收入陷阱”一詞近年來頻繁出現,天則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王軍在《一炮走紅的國家》的書評文章中說,去年世界銀行在一份關于中國經濟的研究報告中,也同樣有對中國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
如《一炮走紅的國家》論述的那樣,即便是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也并不一帆風順,許多國家更是在經歷了一段時期的發展后陷入停滯。王軍以經常被經濟學家提及的阿根廷為例說,在上個世紀,阿根廷從許多指標來衡量都屬于發達國家,然而,僅僅是幾十年的時間,這個國家就淪落為發展中國家。
印度和巴西的經濟轉型
最近幾年,陸續有關注現代國家經濟轉型的書籍出版。這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參照,徐瑾在接受采訪時說:“將中國問題放在國際視野下考慮,很多當下的困惑其實也就不成為困惑了。”
曾長期擔任《金融時報》駐印度新德里記者的盧斯,在其著作《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為中國讀者呈現了我們這個鄰國的現代化進程。因為與中國山水相連,又同樣具有悠久的歷史與眾多的人口,印度與中國有很強的相似性。作為一個新興經濟體,印度近年來在經濟上的發展令人矚目,以至于經常有“龍象之爭”的說法見諸媒體。
盧斯從政治、文化、宗教、社會的各個方面,展現了印度的發展全貌。在盧斯的筆下,印度盡管正快速崛起,卻是個充滿矛盾的奇怪國度:它是民主社會,但依然盛行嚴格的等級制度；它是羽翼漸豐的核大國,但依然有40%的兒童營養不良。盧斯在書中指出,印度經濟未經歷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卻發展迅速,這是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印度的大量勞動力仍然生活在農村。推動印度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服務業,而非制造業或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這與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頗為相似。
一篇評論《不顧諸神》的文章指出,印度經濟近年來的增速接近10%,如果能夠進行更多改革,印度經濟增長率甚至可能會更高。印度科技實力雄厚,每年培養的工程學畢業生達到100萬人,這是美國的10倍。不過,盧斯也指出,印度依然存在一系列問題,如貧窮、艾滋病、環境和民主深化等。
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推出《拉美國家社會轉型期的困惑》一書,考察了20世紀中葉至21世紀初期拉美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聚焦拉美國家的收入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問題,這也是當下的中國正在面臨的挑戰。
在拉美國家中,巴西近年來的經濟發展迅速,躋身“金磚四國”之列,未來幾年內有望超越法國,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赤道之南:巴西的新興與光芒》一書介紹了巴西的崛起。在作者羅偉林看來,巴西的發展具備先天的資源優勢,又與中東產油國存在本質不同。除了出口石油等資源,汽車和飛機同樣在巴西的出口中占據很大比重,它既是“工業巨人”,也是“農業超人”,這是中國、印度乃至美國無法企及的發展優勢。
羅偉林分析,巴西的發展得益于政府延續20年的市場友好型政策。在巴西,盡管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僅僅是監管和指導,而非直接介入市場。
中國經濟轉型離不開深化改革
“經濟增長始終是經濟學家最感興趣的話題。”在徐瑾看來,后發國家追趕過程、路徑各不相同,這挑戰了一些既有的經濟共識。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的著作《相同的經濟學,不同的政策處方》可以證明這個觀點。這本書舉例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遭受重創的東南亞國家紛紛向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求助,但后者開出的政策處方卻事與愿違。同樣接受經濟學家和國際組織標準處方的非洲和拉美一些國家,經濟依舊陷入困境。而特立獨行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卻延續多年。
經濟教條失靈的案例并不鮮見,近鄰俄羅斯的經歷便是深刻的例證。《中國經濟怎么了》一書有相似的思考。徐瑾在書中指出,改革開放后,中國起初被和俄羅斯一起比較,但中國選擇了一條漸進式改革路徑后,經濟逐漸起飛；俄羅斯則在采用西方經濟學家的“休克療法”后,很長一段時間經濟陷入低迷。此后,中國又被認為是下一個日本。“中國的崛起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國家以制造業發家的工業化路徑,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覆轍呢?當時,日本在外在貨幣升值壓力與脆弱金融系統的壓迫下,房地產以及證券泡沫破裂,產生大量不良貸款,經濟十余年持續衰退。”徐瑾認為,盡管中日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中國的投資過度并沒有想象的那么泛濫可怕。
隨后的“龍象之爭”則將中國與印度參照,但正如徐瑾指出,從產業結構上看,印度的服務業占據主導,而占據中國經濟半壁江山的是制造業。
那中國經濟轉型的“處方”何在?除了上述已經提到的諸多亟須解決的問題,王軍在《一炮走紅的國家》的書評文章中,重點闡述了改革的迫切性。在他看來,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基本的經濟結構和社會框架已見雛形,但進一步改革現存體制中的痼疾和完善目前的社會結構,絲毫不比過去30年急劇的改革和變遷來得容易。“從多個層面和因素來看,未來的改革會更加艱難。”王軍指出,30年前,改革起步時,社會各界對此有較深的共識,而現在龐大且穩定的既得利益集團正成為改革的強大阻力,“因為改革必然會觸動這部分人的‘奶酪’,觸及中國某些人的利益比觸及這些人的靈魂更難”。
羅德里克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建議,良好的制度環境特別是法治,是應對經濟逆境和維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保障。在他看來,中國善于進行必要的政策調整,但為保持持續發展,仍需加強開放、透明與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