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杰斐遜曾斷言，“政府攻城略地、自由節節敗退乃必然趨勢”。他預言了美國政府尤其是聯邦政府在經濟中的擴張，而這種擴張并不是僅僅出現在進步主義改革或羅斯福新政之后，而是美國建國之初就已經開始的趨勢，旨在服務于美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化。盡管如此，20世紀初以前，美國政府的擴張非但有限，而且出現過多輪反復，體現出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復雜博弈。可以說，20世紀以來，美國政府變“小政府”、“弱政府”為一定意義上的“大政府”、“強政府”，是經濟和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也是一代代美國人在經歷反復試驗、試錯和利益妥協后的共識。
《美國經濟史新論：政府與經濟》一書由普萊斯·費希拜克（Price Fishback）、羅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加里·利貝卡普 （Gary
D.Libecap）等十多位美國的世界級經濟史學名家合著。這本書完整的敘述和剖析了從北美殖民地時期，到美國建國時期及之后各歷史時期中，美國政府與經濟的相互影響，著重探討了經濟動蕩、社會危機和政治博弈等因素是如何綜合作用于美國國家和地方政府政策，從而讓政府監管和干預的范疇不斷擴大。
這本書也以翔實的描述并加以數據佐證，回答了美國內外的經濟學界、媒體和公眾有關政府的經濟參與的諸多爭議問題，比如美國是如何堅持開放社會的原則，沒有出現過持續限制民眾參與政治和經濟進程的現象？不同時期的利益集團為何允許或被迫允許開放社會的長期存在？工業化和城市化改變了美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責任體系，是如何具體的促成了這種變化？在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政府在哪些經濟和社會領域實現了擴張，不同領域的擴張差異帶來了怎樣的政策后果，等等。可以說，借助這本書，能夠較好的讓人相對清晰而完整的理解政府在經濟和社會事務中擔當角色、履行職責的必要性，以及為確保其作用發揮、防止公權力過度擴張而應設置約束機制的緊迫性。而這些，對于今天仍需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國具有特別的借鑒意義。
書中第2章介紹了北美殖民地政府部分借鑒英國政治體制模式、部分根據殖民地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而進行的自主探索，而創設的中央集權與分權模式。歷史證明，這種混合模式對美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并不亞于美國建國時制定的憲法，譬如產權保護和普通法的信念，廣泛的特許經營權、國民銀行體系和相對寬松的土地分散政策。
美國建國后很快就摒棄了松散的邦聯體制，逐漸建立起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其目的不僅僅在于提供國防保障，更重要的在于提供促進經濟發展的幾項關鍵保障：資本、土地和勞動力。這本的的第5、4、11章就分別介紹了美國政府在建立金融體系、公共土地分配政策體系、公立學校體系和勞動力市場中的政府角色三方面的情況。非但如此，美國政府自建立之日起，就將促進經濟發展作為政府政策的中心——今天的經濟學家往往以19世紀美國聯邦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的有限作用為證，力證美國自由放任市場體系的有效性，但根據《美國經濟史新論：政府與經濟》多個章節的敘述，彼時的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直接介入了金融、交通投資等行業，一些州甚至為了政府收益最大化，對銀行項目采取了差別化的許可政策（本州達到特定規模的銀行較少時，就以州政府入股的方式，以確保從中分紅；而當本州范圍內的銀行突破上述門檻后，州政府就退出銀行股份，而對銀行資本征收較高稅收）。這也充分說明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下，政府行為仍然表現出強烈的自利性特征。
美國歷史上曾長期維系著對黑人、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種的制度化歧視，這也常常被列為證明美國民主體制、美國憲法虛偽性的證據。《美國經濟史新論：政府與經濟》第8章專門提到這方面問題，沒有回避這方面的指責，而是以具體史實為據指出，在推動打破奴隸制的過程中以及奴隸解放以來的持續平權運動之中，美國政府加速了這兩方面進程。南北戰爭之前，美國南方的經濟體制由于融入了當時英國主導的經濟和貿易全球化體系，顯得非常穩固，因而如果以市場自由和民主選擇為由“等待”奴隸制的自然解體，必然是個漫長的過程；南北戰爭后，絕大多數人黑人仍然選擇留在種族歧視嚴重的南方工作和生活，而不是遷徙到北方，也說明了美國政府解放黑奴的政策要超前于美國經濟和社會的真實需要，因而具有相當的開明性。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開放而又能形成內部制約、外部促進機制的政府，的確能夠極大的彌補市場和社會的不足。
《美國經濟史新論：政府與經濟》第9、10、13章，全面深入的介紹了從鍍金時代、進步時代到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政府逐漸建立和完善多項監管體制的情況，包括鐵路監管，公共事業監管，社會保險體系的建立，工作時間和工資的監管，工作場所安全、食品、藥品和環境監管，等等。這些監管體系對美國乃至世界其他許多國家政府角色和職能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還原到具體的歷史背景，必須指出的是，隨著監管、干預的增多和加強，美國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得以強化，均為各領域反復試驗、試錯的結果，市場自律和社會自治等選項被證明無法發揮替代作用。當然，在上述領域，美國也建立起對政府作用發揮的嚴格約束機制，從而讓美國政府的主體監管呈現出積極成效。
如果說美國政府的擴張，在許多領域內因為受到嚴格約束而變得有效，那么美國農業項目中的政府介入，就提供了一個反面案例。《美國經濟史新論：政府與經濟》書中第15章回顧了美國聯邦和州政府在農業領域的介入情況，指出盡管政府參與確實帶來了高水平發展的美國農業，但教訓也是驚人的：第一，大量的補貼變得剛性，孕育出擁有巨大潛在利益和政策游說動力的農場主利益集團，他們的力量在政治市場上總是戰勝更多的普通選民；第二，美國農業部等政府部門的權力和職責已經突破支持農業生產的范圍，還承接了城市營養、鄉村娛樂和社區設施等領域，讓更多的聯邦和州經費投入到鄉村地區，為少數人服務；第三，確立了美國農業貿易上的保護主義特性，并因此讓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削減貿易壁壘、能源和環保組織推動減少能源消耗與排廢等議程中采取不合作態度，影響了美國的國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