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2012年底問世的《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以一個帶有預見性的新概念,引起全球熱議,至今仍居各大圖書排行榜前位,作者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也因之被譽為“大數據時代的預言家”。輿論認為,“大數據”顛覆了千百年來人類的思維慣例,對人類的認知和與世界的交流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戰。同時,因“大數據”理論引發的激辯和質疑也絡繹不絕……
近日,美國兩本著名學術雜志同時關注大數據話題:《外交》雜志5/6月刊將《大數據的興起》一文作為封面文章,認為大數據將改變人類思考和看待世界的方式。而《外交政策》雜志則在網站上發表微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麻省理工學院公民媒體中心客座教授凱特·克勞福德的文章《對大數據的再思考》,從五個方面對大數據理論提出質疑。
大數據帶來變革
《大數據的興起》一文作者是近期引發熱議的專著《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作者肯尼思·庫克耶和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在文章中,庫克耶和舍恩伯格肯定了大數據對社會的巨大變革能力,稱大數據不僅將改變人們的生活和工作,而且將改變人類認識和思考世界的方式。
兩人認為,隨著技術環境的變化,一方面世界出現“數據爆炸”的現象,另一方面人類處理數據的能力也大為增強。由此,人們對待數據的方式出現了三個變化:第一,人們處理的數據從樣本數據變成全部數據;第二,由于是全樣本數據,人們不得不接受數據的混雜性,而放棄對精確性的追求;第三,人類通過對大數據的處理,放棄對因果關系的渴求,轉而關注相互聯系。這一切代表著人類告別總是試圖了解世界運轉方式背后深層原因的態度,而走向僅僅需要弄清現象之間的聯系以及利用這些信息來解決問題。
《大數據的興起》列舉了大數據在醫學、消費品領域的應用實例。但作者同時認為,大數據的影響力絕不僅限于商業范疇,它將深遠地改變政府的運作方式和政治的性質。他們在文章中寫道,“在推動經濟增長、提供公共服務或進行戰爭等方面,那些能夠有效利用大數據的人將擁有勝過別人的巨大優勢”。不過,兩位作者承認,大數據應用在公共服務領域比較成功的案例出現在城市這一級,因為在這個級別上獲取數據和利用信息進行試驗要容易一些。
學者提出五質疑
克勞福德的文章認為,大數據是當前的時髦術語,但人們是否能依靠海量數據揭示人類行為的規律仍值得懷疑。她針對大數據理論從五個方面提出質疑。
第一,大數據中存在偏見和盲區。大數據的倡導者認為,“有了足夠的數據,數字就可以自己說話”。但克勞福德認為,數字無法自己說話。不論其規模有多大,數據集歸根到底是人類設計的產物,而大數據的工具并不能使人們擺脫曲解、隔閡和錯誤的成見。當大數據試圖反映人類所生活的社會化世界時,認清這些因素就尤為重要。偏見和盲區存在于大數據中,從大數據得出的結論并不比人為的意見更客觀。
第二,大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城市變得更加智能和高效,但具體效果如何取決于市政官員對數據及其局限性的了解?藙诟5路Q,大數據的倡導者認為,“大數據將使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加智能和高效”,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如此。但另一方面,數據在生成或采集的過程中并不都是平等的,大數據集存在“信號問題”——即某些民眾和社區被忽略或未得到充分代表。因此,要想運用好大數據,市政官員必須對數據及其局限性有充分了解。
第三,大數據可能導致基于群體的歧視。大數據的倡導者認為,“大數據對不同的社會群體不會厚此薄彼”,其理由是,原始數據的分析是在大規模水平上進行的,因而避免了基于群體的歧視。但克勞福德認為,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由于大數據能夠作出有關群體不同行為方式的論斷,而且其使用的主要目的是把不同個體歸入不同的群體中,因此大數據不僅不會避免群體歧視,還可能加重這一趨勢。
第四,隱私泄露是大數據應用中的重要問題?藙诟5抡J為,大數據的倡導者關于“大數據是匿名的,因此它不會侵犯我們的隱私”一說大錯特錯。盡管許多大數據的提供者盡力消除數據中的個體身份,但身份重新被確認的風險仍然很大。鑒于利用大量公共數據集可以推斷很多信息,這使泄露個人隱私成為“日益嚴重的擔憂”。
第五,大數據為科學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徑,但不可斷言“大數據是科學的未來”。克勞福德稱,大數據的研究方法只能統計某件事情發生的頻率和相關性,但不能得出因果關系。將大數據策略和小數據研究相結合也許是更好的科學研究途徑。
庫克耶和舍恩伯格也認識到了大數據理論的一些內在瑕疵。在《大數據的興起》一文結尾,兩位作者表示,大數據是一種資源和工具,它的目的是告知,而不是解釋;它意在促進理解,但可能導致誤解——關鍵在于人們對它的掌握程度。他們認為,人們必須用一種不僅欣賞其力量、而且承認其局限的態度來接納大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