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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約瑟夫·奈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教授創立了軟實力概念，并積20多年之功搭建起一系列基于軟實力的理論。有趣的是，奈教授本意是要解決美國外交政策面臨的問題，他的概念卻在中國激起了更大的興趣。國人發揮特有的議題泛化能力，將一切看不見摸不著的力量都歸入軟實力，儼然以更“軟”的方式淹沒了軟實力。奈的著作《軟實力》從純學理的角度看難稱上乘佳作，但它創造的新概念及其激發的話語爭論卻使其當之無愧地列入當代經典。中信出版社即將推出馬娟娟女士的新譯本，不僅訂正了老譯本尚存之瑕疵，還增加了奈教授中文版序，有助于我們沉淀8年熱議之成果，撇去浮沫，回到原始論題，重新思考實力的軟硬問題。
國人之所以容易將軟權力概念泛化，歸根結底是由于美國人所說的“軟”還不夠軟，滿足不了中國文化對“軟”的理解。作為一個美國人，奈教授當然逃脫不了山姆大叔思維方式。對于習慣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式邏輯的美國人，只要不使用大棒和胡蘿卜，自然是認為足夠“軟”了。可是殊不知這個軟實力里，依然潛藏著硬的魚刺。
首先，軟實力是一種被建構的實力，其存在的基礎是硬實力。硬實力大多是可以直接對比衡量的，比如一國的軍事實力可通過戰爭來檢驗，經濟實力可由統計數字表現出來，強弱一眼即判。軟實力，比如奈教授所說的制度和價值觀，則不可能有數學般的精準度量。制度和價值觀的強弱不完全由審美或道德標準來判斷，生存競爭是其證明自己的終極原理。
贏得希波戰爭使希臘民主制度獲得了巨大的軟權力，馬其頓的征服卻使民主這個詞被遺忘一千多年。古羅馬的成功崛起使共和制度及共和主義價值觀盛行一時，然而自羅馬衰落直到16世紀英國革命之前，共和主義喪失了魅力。軟權力概念之所以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也是一個輔證。在冷戰結束之前，美蘇兩種制度與價值觀的競爭結局尚在未定之天，兩種模式，兩大陣營均享有著一定程度的軟實力。東方有翻越柏林墻的逃難者，西方也有城市造反運動。固然事后我們可以看到蘇東模式存在著諸多致命的缺陷，但至少我們不能否認美西模式在世界上的優越形象只是在冷戰之后才得以建構起來。在這個建構的過程中，話語權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那么，話語權是硬還是軟？奈教授將硬實力界定為“命令—脅迫—誘導”，把軟實力界定為“議程設置—吸引—同化”。細心推敲，可發現在軟硬實力之間，奈教授粗心地丟掉了話語權。如果沒有話語權作為中介，就無法看到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潛藏的建構關系，也就無法把握兩種實力之間邏輯的遞進，更無法看到軟實力靠什么發揮作用。意識形態宣傳、思想學術建構、大眾媒體傳播，是軟實力的基礎。葛蘭西、伯林、喬姆斯基等西方學者都曾剖析權力和金錢在影響價值和思想方面的巨大力量。花錢做廣告固然無法將臭豆腐變成鮮豆腐，但足以給臭豆腐戴上美食的光環，當然，不會吃出人命是底線（中國軟實力的軟肋恰在此）。由此可見，軟實力并不是獨立的力量，它既需要硬實力的支撐，也需要話語權構建。人為地將國家實力一分為二，不如將其看作是一個由硬及軟的光譜表。而軟實力，只是以硬實力為根、話語權為莖的“軟之花”。
正因為美國的軟權力并不是真的“軟”，它與硬實力始終難以截然分清。一方面，軟實力常被硬實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價值觀外交，貌似推行軟價值，采用的卻是干預內政、經濟制裁、軍備禁售等硬手段；“顏色革命”表面是軟實力的結果，實質卻與經濟、軍事等硬手段密不可分。美國也很誠實，從不單獨講軟實力，只講“巧實力”——按奈教授的解釋，是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巧妙結合”。另一方面，作為結果，軟實力會帶來硬沖突。價值觀的傳播會遭遇圣戰和民族主義抵抗，文化產品會激發狂怒的反美浪潮。工具性的軟實力逃脫不了硬實力的窠臼。
軟實力概念在中國的追捧和泛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學者為它附加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和期待。或是從軟權力角度論證國內改革的必要性，或是強調市民社會的重要性，或是希望改善中國人、中國企業、中國文化的國際形象，或是希望破解長期刻板老化的對外宣傳格調，或是希望拓寬傳統外交體制、吸納學界智慧。當然，中國學界也試圖從學理上給軟實力概念加載中國文化的價值。“軟”在中國文化中獨具價值，以柔克剛、上善若水、不射之射、無招勝有招、不戰而屈人之兵等等，均表現了中國人對以軟制勝的偏愛。而當今世界真正需要的軟實力，自然不是中國武俠小說式的浪漫幻想，也不是美國十字軍式的普世情懷，而是文化活力，社會的創造力，道德的感召力，締造和平、繁榮與公正的世界秩序的領導力和對不同文明、不同思想的包容力。這些軟權力，中美都有，但都不全有。國家應該追求這樣的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