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厘清了中國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的上述基本問題，也就從價值層面界定了什么是國企改革的“正確的事”。接下來，因循“由道而術”的研究進路，進一步考慮國企改革的實際操作思路，明確國企改革應該如何“正確地做”（如何才能“做對”）。
國企改革究竟怎么改？這個問題屬于如何“把正確的事做對”的操作層面。對此，我也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與思考。在我看來，目前在國企改革中，必須敢于面對和正視如下不容回避的五個方面內容。
一是分類管理。從宏觀管理的角度出發，對公益性國有企業、壟斷性國有企業和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分別對待，制定不同的發展戰略和方針政策。首先要明確公益性國有企業和壟斷性國有企業主要存在以下領域和行業：土地、港口、石油、煤炭、電力和地質礦產行業等自然資源行業；軍用航空、航天業和兵器制造業等軍工行業；基礎科學研究院（所）和部分國有大專院校等；電視臺、廣播電臺和部分出版社、報社、雜志社、互聯網傳媒產業等文化傳媒產業；供水、供氣、供電和郵政等公用事業行業；鐵路、公路、機場和航運、海運等公共設施行業；承擔國計民生重要商品儲備和重要戰略物資儲備的流通產業；政策性金融服務業；公益性國有醫院；與上述行業或產業相關的部分企業等。
除此之外，則應明確國有企業要分階段、分期、分批退出競爭性領域。在分類管理上，要明確兩個概念：一是對民營企業進入壟斷行業的問題，要先試點、后實踐、再推廣，其中，對外資企業進入壟斷行業也要與民營企業一視同仁；二是對國有企業目前在競爭領域的經營情況要具體分析，對癥下藥，制訂逐步退出的時間表。不能因為目前部分國有企業在競爭性領域還有利潤就高枕無憂。謹防一旦經濟形勢發生變化，重蹈“國企脫困”的覆轍。
二是統一出資。企業從出資人的角度出發，凡屬于國有或國有控股的資產出資人只能是一家。目前，在我國國有企業出資人不能落實到自然人的情況下，以中央企業為例，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是唯一的出資人（全國人民）的代理人，即用通俗的話講，實行“大國資統一管理”。
但是，目前國資委管理的中央企業僅包括120家大型企業。沒有實行大國資統一監管的企業還有三大類。一是金融證券業的國有企業，如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等；二是分散在國家各個部委的直屬企業，如鐵道部、交通運輸部等部門企業；三是通過事業單位改革包括文化傳媒產業改革形成的文化國企等。其資產歸屬尚未明確，包括文化傳媒產業領域市場準入方面的無形資產，都應該明確其評估辦法和出資方式。對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應委托“國資委”或“發改委”提出相應的改革方案。也應該鼓勵和支持專家、學者共同研究探討，甚至開展全民大討論。對目前一部分省市實行的“國資統一管理”模式試點應予支持。
三是行業監管。按照建立中國市場經濟管理體制要求，根據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能，國有企業要分別接受行業管理（行政監管）和業務指導。
首先，要明確國有企業雖是“特殊企業”，但不能搞特殊化。要遵照“企業法”和“公司法”的要求去登記、注冊，履行法定義務。凡是要求其他企業做到的，國有企業都不能搞例外。其次，國有企業負有重要的社會責任和公共使命。尤其是公益性和壟斷性國有企業，更應該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至于文化國企，按照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法律（包括憲法）規定，業務指導與監管單位不僅有政府職能部門，還有執政黨的職能管理部門。這是國企改革面臨的新課題，也是行業監管需要重新定位的問題。
四是階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從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有進有退”的戰略方針，到國務院前總理朱镕基主持的“抓大放小”改革，再到目前的繼續改革，每個階段應根據不同情況，實事求是地提出和執行不同改革方針和政策。
應該說，到目前為止，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了一新的發展階段，面臨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尤其是對一些敏感問題的探討和解決，確實到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深水區”。對于國企改革的決策者來說，采取快刀斬亂麻的措施和方法確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虞。而前人之鏡，可為后人之鑒，但“前人”不可能代替“后人”審時度勢，進行決策，則是淺顯明白的道理。國有企業的決策者尤其需要根據“天時、地利、人和”做好現階段的頂層設計。
五是產權到民。國有企業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要讓國有資產和其創造的價值能夠真正落實到全國人民。不容諱言，目前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以陳志武、張維迎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和學者提出了相當有見地、有水平的觀點，當然也有不同的思想和言論。本人雖對此觀點堅定支持，但認為對此大可不必以進退為界、以左右標簽、以好壞分野，而應該允許發言、允許討論、允許質疑、允許提出更好的見解。只有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真理才能越辯越明，越能為國企改革的決策者起到警示和參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