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時鐘調回到一百年前，或者稍稍更早的時間點上，你會驚愕的發現，那時的人們對于科技創新的想象力（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后會實現什么）其實貧乏得很，并嚴重高估當時已有的技術發明的應用前景。比如，收音機、電視機的接連出現，就曾讓當時的人們感嘆生活方式的徹底改變，預期而后的一代代人都將生活在廣播電視時代；另有專家言之鑿鑿，認為廣播和電視有助于消除國家和族群之間的溝通障礙，讓這個世界上將不再發生戰爭。類似的典型誤判還包括，計算機和互聯網都曾被寄予了過多且不切實際的社會功能，譬如徹底消除貧困，不再有新的文盲產生。
3D打印是一種通過材料逐層添加制造三維物體的變革性、數字化增材制造技術。克里斯·安德森在《創客：新工業革命》（中信出版社2012年12月版）一書中就對這種技術大書特書，認為這將是美國重塑制造業、逆轉中國制造壓倒性優勢的最后機會。而在中國，3D打印也成為繼云計算之后，又一個在產業界、投資界和政府科技部門走俏的新潮概念。
我仍然認為，克里斯·安德森們對3D打印技術的描述和評價，跟先人們對收音機、電視機、計算機、互聯網的想象和預測一樣，技術判斷相對保守，夸大了應用前景，并忽略了革命性的新技術帶給經濟和社會秩序的沖擊。這樣的保守、夸大、忽略等偏差，對于美國而言并不會帶來什么實際問題，3D打印等新技術的研發者和企業不會因此受制或者頭腦發熱，資本大鱷也都是精明的“老江湖”。但在中國，一旦某個主管部門又拿出了短平快做大光伏產業的沖動，后果可想而知。
全球頂級的3D打印和機器人專家、美國康奈爾大學機械工程與計算機科學技術教授胡迪·利普森和研發專家梅爾芭·庫曼合著的《3D打印：從想象到現實》一書，翔實、客觀、全面的介紹了3D技術。這本書更為清晰的指出，3D技術應用于制造業之所以可行，就在于創造出了敏捷制造模式，從而兼具大規模生產和手工生產的優勢。但書作者也強調，至少在目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3D技術聯網實現的云制造，仍難以替代既有的工業生產、大規模量產模式，要想生存，就“必須追求價值鏈的高端，制造和銷售高利潤的產品和服務，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和革命化的體驗”。
最讓人期待的3D打印技術應用，是生物打印。這項新技術已經可以為人們帶來“打印”的義齒，在可預期的未來，也將涌現出“打印”的骨頭關節、心臟瓣膜；但究竟什么時候能出現3D打印出的整段性的骨骼、皮膚、肌肉組織、內臟器官、大腦，尚未可知。如果上述一系列的目標都得以實現，人們可以在理論上按需替換衰竭、病變、受到嚴重創傷的器官，從而獲得所謂的“永生”，甚至隨意打印出多個“自己”，必然帶來極大的倫理挑戰。
3D打印技術最有可能在短期內以最少爭議獲得的較普遍應用，很可能是教育領域。借助3D打印技術，邊做邊學、觸覺教學、培養學生動手能力將不再成為一句空話。更重要的是，課堂將能夠更逼真的模擬工廠等生產、實踐環境，“幫助學生更早、更安全地失敗”。打比方說，未來的醫學生將不必遭遇如今的尷尬（非得在畢業實習時才到醫院門診、住院部接觸真實的治療），而可以通過3D打印提供的原型化工具，開展解剖等多方面操作訓練。同樣，建筑專業學生將得益于更早、更充分的實操訓練，通過“更早、更安全地失敗”，提高建筑設計質量。
胡迪·利普森和梅爾芭·庫曼直言，3D打印總體上將減少制造業對環境的危害特別是原料浪費，但也很可能造成一種新的浪費，即在3D打印機獲得大規模推廣應用的初期，人們將多次開展不環保的調試打印，從而產生出一個或幾個滿意的打印樣品以及數倍數十倍之多的失敗樣品。
更大的問題是，3D打印技術的應用，對現有的經濟、社會秩序乃至法律制度形成了挑戰，并將隨著技術進一步細化創新，發揮出越來越大的破壞力。在美國，借助3D打印繞開槍支管制法規，自行造槍已有個例。“打印”藥物的技術難度也很低，極可能加劇如今已經很嚴重的藥物濫用問題。知識產權和專利保護體系岌岌可危。3D打印
“眾包”制造模式生產出來的產品，一旦出現質量問題，受害者將無從通過現有的法律制度維權。政府部門應當對這些漸趨明朗的問題保持高度關注，密切追蹤技術進步及其引發的多方面問題的變化，而不是把注意力都放在“打造”3D打印產業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