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老人羅納德·科斯出新作，主題是“中國轉型”，引起世人關注。最近，這本書的中文版面世，標題為《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作為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以其“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等思想，影響了道格拉斯·諾思、張五常等一大批經濟學家，被公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雖然他沒有到過中國，卻一直對中國懷有濃厚的興趣，常與中國經濟學者交流。
本書合著者王寧教授目前執教于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他認為，解答中國經濟轉型之謎的障礙首先在于對這一轉型過程本身的理解上還存在很多誤區和偏差。“澄清事實是認識改革廬山真面目的必要條件。”
雖然本書注重歷史敘事，并非理論專著，但作者在制度變遷方面甚為用心。王寧說:“通過對中國市場經濟轉型的考察，我們發現制度變遷的運行機制和操作手法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多元的。譬如，中國改革的第一個十年和90年代后有截然不同的內在機理。”他指出，制度變遷的驅動因素不是單一的，至少包括利益和理念兩個方面。這二者間的互動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向、速度和最終成敗；在這個動態過程中，思想市場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
并非用科斯理論解釋中國轉型
問：對中國三十多年來轉型(有人稱之為“奇跡”)的描述和解釋一直是一個難題。科斯和你合作的這部書，是更重于描述還是更重于解釋？是否有一個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框架？
王寧：我們這本書主要是回答“how”的問題，即中國是怎么從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一步步轉向市場經濟的。到2008年我們動手寫書的時候，中國經濟大轉型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已不再需要任何統計數據證明中國發生了什么(“what”)。
我們認為如果要從因果關系上解釋中國經濟“奇跡”，回答“why”的問題，必須先回答“how”。而要回答“how”，又必須先回答“what”。我們認為解答中國經濟轉型“why”的障礙首先在于我們對“what”和“how”的理解上還存在很多誤區和偏差。同時，我們并不認為有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可以同時回答“what”、“how”和“why”三個問題。
問：道格拉斯·諾思以對西方包括美國經濟成長的分析而著稱，他開創性地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經濟史。科斯和你對中國經濟成長的分析方法，與諾思有何異同？
王寧：諾思著作甚豐，其行文風格大多理論框架在先，然后一以貫之，解釋人類經濟演變歷史，讓讀者在茫然無序的混亂中看到模式和秩序。
相較而言，科斯的興趣和思路很不相同。當然，這一點也不妨礙諾思對科斯經濟思想的推崇。諾思一直力推哈耶克(Hayek)和科斯為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科斯最為世人知曉、傳頌學林的兩篇扛鼎之作，“企業的性質”(1937)和“社會成本問題”(1961)，無疑都是理論文章的經典。為世人忽視或誤解的是，科斯并非經濟理論家。在20世紀后半葉，隨著經濟學理論和經驗研究的逐漸分離，科斯義無反顧地站在經驗研究一邊，是經驗研究最堅實、最徹底的捍衛者。在多種場合，科斯結合他犀利的語言和英國紳士的幽默，告誡業內同仁扎實的經驗研究是經濟學發展不可或缺的源泉。科斯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智大勇，為我們保留了一份直面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在他漫長的學者生涯里，科斯躬身力行、兢兢業業、不厭其煩地從事經驗研究。給大家舉個例子。二戰前，在教學過程中，科斯歷時多年收集了倫敦十八九世紀水供應的種種資料。現在，這些材料滿滿地裝在十多個大箱子里。科斯以前的研究助手做的整理筆記就裝滿了兩個大紙箱。現在老先生正準備完成畢生最后的一篇經驗研究，展示在計量經濟學之外仍可做扎實、嚴謹、有理有據的經濟學經驗研究。
我們這本書當然屬于經濟史方面的經驗研究。當前，以經驗研究為主的經濟學著作的寫法一般是理論先行，經驗研究只是理論的應用，跟隨其后。理論部分旨在立論，應用部分則向讀者演示理論的解釋力。由于這本書是我和科斯的合著，不少讀者期待這將是產權理論或交易成本理論的一個應用，即用科斯的經濟理論解釋中國的市場轉型。我們并不認可這種方式的經驗研究。如果經驗研究只是理論的一個應用，也就失去了理論價值。芝加哥學派的祖師爺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因此曾經批評很多經驗研究只不過證明了水向低處流，毫無新奇。
澄清事實才能認識改革真面目
問：作為經濟史的研究，還原史實無疑是最重要的訴求之一。在你看來，這本書在還原史實、挑戰人們的傳統認知方面有哪些突破？
王寧：大致而言，在整理、還原史實方面，我們的突破點包括九個方面。一、改革的起點問題：目前，官方和中外學界均以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底)為改革的出發點。我們對此提出異議，認為后毛時代的改革在1977年已經拉開序幕，當時華國鋒主政。二、農村生產承包責任制的起源：安徽小崗村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一般認為是農村改革的源頭。我們發現四川九龍坡早小崗村兩年開始承包制。三、改革的二元性：中國有兩個不同性質的經濟改革，政府主導的改革和民間改革。四、農村和城市改革的順序：官方和學界一般都認為中國農村改革先行，而城市改革是在農村改革取得成功之后才開始。我們發現這個說法與事實不符。政府主導的改革是城市在先；民間改革基本是農村和城市同時并進。五、改革成功的制度關鍵：激勵機制或經濟自由。一般認為承包責任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它大力提高了農民和工人的積極性。我們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得到了經濟自由，包括擇業、遷徙的選擇權。六、區域競爭的得失：一般強調區域競爭犧牲規模效益；我們發現區域競爭促進了知識的創造和傳播，它所贏得的勞動力規模效益遠超過所犧牲的資本規模效益。七、我們發現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價格改革、稅制改革和國企改制，全國逐漸形成了一個統一市場(commonmarket)。這個約束條件對后來區域競爭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八、中國改革開放中有無政治改革？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到目前為止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而這也被認為是中國和俄國改革的一個重要區別。我們發現與俄國改革一樣，中國的改革也是政治改革先行。只是中國的政改從人事安排入手，并在意識形態和政府工作方向上作了根本的轉變，放棄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回歸實事求是。九、中國改革與蘇聯和東歐國家改革的主要區別：一般認為中國采取漸進式改革，而其他國家選擇了休克療法。我們發現這種對比誤讀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在改革上的實質區別。蘇聯和東歐國家相信市場經濟可以全盤移植，從而犯了哈耶克所批判的“理性構造主義”(rationalconstructionism)；中國因為歷史原因和巧合，選擇了對原有的經濟制度進行修補(tinkering)，從而打開了局部試驗、區域競爭的大門。中國也因此在拯救社會主義的過程中迎來了市場經濟。
我們認為澄清這些事實是認識改革廬山真面目的必要條件。如果我們在這些事實方面都有偏差，不難想象我們將無法解釋中國市場經濟轉型。
問：對于中國的改革開放，人們總是把它和一些核心人物如鄧小平、一些重大事件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關聯起來。但是在本書中，科斯和你陳述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洋躍進”(TheGreatLeapOutward)。你如何評價華國鋒時期的經濟政策？
王寧：“洋躍進”的說法不是我們的發明；最早提出的是陳云。如果說這個概念在中國“鮮為人知”，表明國內歷史教育大有問題。從今天來看，華國鋒無疑是一個過渡人物。但把華國鋒排除在經濟改革歷程之外,不僅對華本人不公，更嚴重誤導我們對改革初始階段的認識。毛后的第一個思想解放運動(對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發生在華主政時期；政府工作的重心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時稱“四個現代化”)發生在華主政時期；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也已經在華主政時期開始。在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和陳云回到權力中心，其后二人聯手為改革開放奠定了較為穩定的政治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無疑是中共歷史上的分水嶺，也是中國政治史上的大事。但它不是改革的起始點。
華國鋒推出的主要經濟政策，《1976年到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被陳云批為“洋躍進”。華的政策強調引進外資和西方先進科技，所以稱其為“洋”；在陳云看來，華的政策好高騖遠，不切實際，與毛時代的“大躍進”無異。我們發現陳的批評沒有切中要害。華的經濟政策之致命傷在于它完全由政府主導，局限于國營企業，不折不扣地延續了計劃經濟的做法，我們稱為“邊緣”力量的介入很有限。
問：和本書差不多同時出版、也同樣引起廣泛關注的，還有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你又如何評價鄧小平在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作用呢？
王寧：鄧小平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沒有鄧小平，中國經濟改革會大不一樣。在改革之初，鄧小平對對外開放，尤其是特區的大力支持至關重要。鄧小平十多歲時到法國勤工儉學，后輾轉蘇聯，這段海外經歷開闊了他的視野，讓他看到了中西方的巨大差距，意識到中國向西方開放和學習的重要性。在上世紀80年代末，當改革嚴重受阻時，鄧一直強調堅持開放政策，為改革保存了火種。1992年南巡，鄧公疾呼重啟改革；他同時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尤其在軍隊中的威望，重新點燃改革的火炬，挽救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功不可沒。
與毛時代相比，鄧小平時代中國成功松綁了意識形態對經濟建設的綁架，回歸實事求是的文化傳統。但思想市場依舊受壓制，思想解放遠沒有實現，從而造成兩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國人的創造力遠沒有發揮；另一方面，公權的觸角沒有被砍斷，不僅威脅市場秩序和政治穩定，也敗壞私德。當然，改革是沒有終點的接力賽，只有進行時。我們期待長江后浪推前浪。
所謂的“特色”大多是中國經濟的軟肋
問：我注意到，可能是出于方便出版的考慮，本書的中文版完全回避了“資本主義”的這個提法，而以“市場經濟”取而代之。在歐美經濟學界，這兩個詞語能基本等同嗎？
王寧：“資本主義”是個歷史包袱很重的概念，西方經濟學界一般敬而遠之，而為政治學和社會學家所喜好。一般而言，資本主義作為一個體系包含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我們這本書感興趣的主要是市場經濟。
問：有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兩個詞語放在一起就是一件很吊詭的事情。你認為真的存在一種中國模式的市場經濟嗎？中國的發展路徑和傳統的西方市場經濟有何本質不同？要轉型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中國還需要做什么？
王寧：市場經濟可以有很多種形式，北歐的市場經濟就頗有社會主義特色。市場經濟的最大優點就是靈活、多樣；只有計劃經濟才可能模板化、固化。美國的市場經濟和英國的不一樣，法國和德國的不一樣，南美市場經濟又與眾不同，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市場經濟何嘗沒有亞洲特色？假以時日，中國的市場經濟肯定會有自己的風格。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一定不只一種選擇。
不可否認，中國當前的市場經濟有自己鮮明的特色，包括國企在多個行業保持壟斷地位，制造企業大量倚靠接單生產，缺乏自主創新；在國民經濟中，勞動力收入偏低，消費偏低。從字面上講，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已經存在。只是大多這些所謂的“特色”是中國經濟的軟肋。但是，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尤其是思想市場的全方位開放，中式市場經濟一定會更精彩。
吊詭的是，在中國目前的語境下，似乎把中國特色和普世價值看成是對立的，陷入“白馬非馬”的詭論。人們對真善美的追求，對幸福、公正、和平的渴望，沒有國界、種族和階級之分。寬容永遠是美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永遠不會過時。
“頂層”應首先致力于制度重建、凝聚民心
問：科斯和你特別強調，來自民間的“邊緣革命”才是推動中國市場化轉型的關鍵因素，政治權力不過是對民間的制度創新進行了“事后追認”；而且，國家介入制度變遷有利有弊。去年到今年，在權力交接前后，很多人在呼吁重啟改革，呼吁“頂層設計”。你認同頂層設計這種說法嗎？就當下而言，“邊緣”和“頂層”有沒有可能協作？
王寧：“頂層設計”是個不完整、很模糊的說法，賓語缺位，頂層設計什么沒有交代。我們從來不否認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但政府必須清楚自己的角色，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事事皆為的政府一定疲于應付，吃力不討好，也一定令人失望，讓自己挫敗。無為而無不為的政府，則創造一個公正開明的社會環境，尊重民權，開啟民智，借力民間，通過“看不見的手”，四兩撥千斤。
“頂層設計”代表了中央政府的主觀努力。如果這顯示了中央最高層推動進一步改革的決心，這當然是好事。猶如“中央計劃”一樣，“頂層設計”的致命缺陷是哈耶克所強調的知識問題。而且，正因為是“頂層設計”，往往一招不慎，滿盤皆輸。就目前而言，中國面臨的迫切挑戰是公法不張，潛規則遮天漫地。“頂層”應該首先致力于制度重建，設規制矩，規范公權，讓政治在陽光下運作。一方面，官員不再因黑箱操作、缺乏監督而被利欲熏心，一步步墮入自我毀滅；也可避免官員臺上和臺下人格分裂，官話巧言滿天飛，私德敗壞失底線。另一方面，“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庶敢不正？”制度重建可以凝聚民心，同時給民間力量更大的空間、更透明的舞臺，打造政府和民間雙贏的局面。
“邊緣”力量的長處在于靈活，試誤的經濟成本低、政治風險可控，而糾錯的速度快。中國人多地廣，發展不均。這些條件對“頂層設計”而言都是障礙，卻是“邊緣”力量崛起的天然舞臺。中國的每一個省在地域、人口和GDP方面都遠大于很多國家，這給中央政府很多改革的選項。就一個省而言，管轄之下的縣市也足夠大，可以讓它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書中，我們強調了在區域競爭中，空間換時間的邏輯是解釋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鑰匙。空間換時間的邏輯也可以讓中國下一步的經濟和政治改革走得快而穩。
問：就整本書的比重而言，對2000年前后至今的中國經濟改革過程的描述似乎相對分量少了一點。作為作者，科斯和你主要的考慮是什么？因為在我看來，最近15年的成就和失誤幾乎是同樣的顯著。
王寧：這本書的主要任務是解釋中國如何從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根據我們的解讀，中國經濟在上個世紀末已經基本完成了這個轉型。中國經濟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到90年代末，市場取代了計劃，民營企業取代了國有企業，成長為國民經濟的主體。因此，我們在書中對中國在2000年之后的發展著墨甚少。
在千禧年之后，中國經濟加快了全球化的步伐，也保持了高位增長。但從制度建設方面來看，中國在經濟和政治層面突破甚微。這期間中國經濟平穩增長，本來是一個完善和健全市場經濟的法律和政治基礎的絕好機會，從而為進一步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遺憾的是，中國政府貽誤時機。而且，正由于制度建設不到位，政治遠離陽光，從而導致政經不分，公權私授。社會上，特權當作貨幣使，公德私行大倒退。同時；既得利益者有充分的時間，把服務于部門、行業私利的種種潛規則強加給社會，引發老百姓疑官仇富的沖動情緒。這些都是下屆政府所面臨的艱巨挑戰。
中國創新乏力的根源是思想市場缺位
問：同樣是東亞國家，韓國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轉型，十多年之后成功實現了產業升級，最終成為了一個高收入國家。而中國在改革開放十多年之后，進入90年代、21世紀，雖然經濟總量實現了騰飛，但產業升級卻依然遙不可及。你認為，這一時期的經濟政策各有什么弊端，從而導致了今天的局面？
王寧：思想市場的缺位是中國經濟創新乏力的根本原因。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教育改革，尤其是高教改革的失敗，給中國的思想市場雪上加霜。創新能力薄弱是中國企業產業升級不如人意的緣由，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產業升級不能指望一勞永逸的游擊戰和機會主義心理。但在目前的制度環境下，捫心自問，中國有多少企業家在真正專心地做企業和產品？他們花多少時間和精力與政府官員周旋，和稅務和其他監管部門卡拉OK，或是計劃移民海外？
除了開放思想市場，民企的生存環境需要大力改善。當前，資本市場由國家壟斷，民企融資艱難。國企倚靠壟斷地位和政治影響，自己沒有創新壓力，同時又排擠民企。
問：你認為，中國應當如何去建立一個健康的思想市場，如何通過這個思想市場去推動政治、經濟轉型？
王寧：中國現在遭遇的這個現實問題很復雜，牽涉很廣，也很深。理論層面上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們對“思想市場”本身的了解很有限。譬如，思想市場如何運作，它與其他市場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關聯？這些和其他相關的問題遠還沒有引起經濟學家足夠的重視。
首先，思想市場是個生產要素市場。“思想市場”本身不是新概念，在以往的學術討論中，思想市場一般看成是法學和政治學上的術語，理解為言論自由。酒瓶裝新酒，我們給“思想市場”賦予新的涵義，把它視為一個基本的經濟學概念。如同資本市場、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思想市場是個要素市場。隨著知識越來越左右現代經濟的發展速度和方向，思想市場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如果說18世紀的市場經濟主要建立在土地市場之上，19世紀的市場經濟主要建立在勞動力市場之上，20世紀的市場經濟主要建立在資本市場之上，那么21世紀的市場經濟一定建立在思想市場之上。
其次，一個健康或者說有效的、思想市場必定促進現有知識的合理使用。猶如勞動力自由遷徙，資本自由移動是保證勞動力和資本市場運行不可或缺的一個必要條件，言論的自由而暢通，從而保障知識和思想的自由傳播和流通，是思想市場賴以生存的一個首要前提條件。傳播思想的大眾公共媒體必須公正、獨立、惟實、求真，既不能媚權，也不能媚金、媚俗。所有個人和組織的平等表達權是開啟民智，活躍民間社會，豐富地方文化的重要平臺。值得強調的是，公共媒體和非公共媒體并沒有截然的分界線，正如昔日鄉鎮企業的產品可以和國企產品同臺競爭一樣。一個非公共媒體如果廣為大眾接受和認可，就已經躋身公共媒體；相反，一個自我標榜為公共服務的媒體如果有私心，只是為某個小集團說話，它也就自然而然地在人們心中失去了公共媒體的地位，而淪為集團利益的喇叭筒。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一個公開、透明、競爭的思想市場本身提供了強大的約束力，制約、規范參與者的行為，就像產品市場制約、規范企業的行為一樣。而且，思想市場越公開，越透明，越競爭，其約束力越強。同時，像現代勞動力和資本市場一樣，思想市場也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下運行。但國家法律和行業規則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市場的正常運行，而不是打壓市場，更不是代替市場。
再者，一個健康的思想市場一定鼓勵新知識、新思想的產生，同時通過競爭，優勝劣汰，存精去粗，淘汰陳舊過時、甚至錯誤的知識和思想。沒有任何權威可以事先預測什么新知識、新思想是正確的；新知識、新思想的產生必然是一個不斷嘗試，不斷在錯誤和失敗中學習、改正的過程。任何知識和思想都必須放在陽光下拷問，因此，一個沒有思想市場的社會在創新上必定是只跛腳鴨，寸步難行。
前三十多年的改革是中國政府逐漸退出產品市場的過程，還給企業一個自由平等競爭的機會，迫使企業通過贏得顧客的惠顧和滿意而不斷完善、加強自己。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和民間分工合作，共同營造了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從而以此約束所有的企業，包括國企。只有當所有的企業都在共同的游戲規則下競爭，市場才能優勝劣汰。在下一輪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中，國人期待中央政府有改革的智慧和壯士斷腕的勇氣，開放思想市場，為思想競爭和知識創新營造一個公正、寬容的氛圍和自由、穩定的平臺。誠如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必然再次光顧神州大地；千帆競技，萬馬飛騰的盛況也不再是夢囈。以科技創新為源動力的中國經濟才會是綠色持久的，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復興中國文化，才會把中國夢融入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中國的奮斗將再一次成為世界的奮斗。